听王道士的申述［眼观敦煌］

贵州老高

听王道士的申述［眼观敦煌］

高致贤

鄙人王圆禄，因没有管理好敦煌莫高窟的旧书已戴罪百余年矣，若不申述，将成千古罪人。诚然，含冤百载本无怨，但对照今日之政策，结合当年的情况，有些问题得向国人交待清楚。

上世纪初，鄙人无意中发现莫高窟内有许多旧图书。余虽不知那些旧图书有多大价值，但也觉得那是先人留下的遗产，不可让其失散。然而，那时一无文物管理的专门机构，二无文管专项资金，三无奖励贡献文物的政策，这批旧书反而成了我个人的负担。为防其流失，我只好带着两个徒弟看守。我们先将洞口安装上木门板，但觉得还不够牢固，又砌砖将洞口封严，细心看守。也许有人会问：你既然严加看守，那文物为何会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严重破坏，会落入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洋鬼子之手？这正是本人想申述的问题之一。

我在一无常设机构，二无人员编制，三无经费支援的情况下，凭着化缘度日来保护那么多东西，其艰辛不言而喻。正当我处于无米下锅之际，恰有洋人前来求购。对此，我思之再三，认为销售一点，化缘一点，节省一点，既可以文养文，又可使文物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提高敦煌的知名度，为成立世界性的文物协会创造条件。我还想到：这些旧书不也是唐僧从国外取来的吗？现在又有外国人来取，此乃世界文化之交流。倘若只容我国取来，不准外国取去，那平等吗？文化本身是属于全人类的，只有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才能促进全人类的文化发展，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就应该用于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基于这种认识，我便有选择地外销了一些。

对外实行有偿服务，绝非白送洋人，亦非让人夺去，也未任其挑选。而是由我事先挑选出的一些次要之书，依卷论价。600卷卖得500两白银。且这些白银我是取之于文用之于文，并非中饱私囊，这是有案可查的。国人啊，愚生也早矣，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那种地方，既无电视广告国人，也无大款赞助保护。我乃一介道士，在那茫茫荒漠之中，连化缘都难找施主，不引进点外资怎么办？何况那外资是人家送上门来的。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困难，你怎么不向政府反映？是的，小民无能为力之时，是应该找政府的，我也找了。

1900年我发现那窟文物时，我便报告了当地知县严泽，但久久不见回音。1902年新县令汪宗翰上任，我又报告了他。他还算负责，“将此事上报甘肃省。”甘肃省台叶昌炽于1903年收到报告后，建议将这批文物“送兰州保管”，但未见行动。你想，我有什么办法？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好出卖一些次要的，得些银两来以文养文，方得以守住其余旧书。直到1909年，洋人伯希和那家伙在北京炫耀他从我那儿弄到的遗书照片，才引起我国学者罗振玉等人的关注，大声疾呼保护此文物。到1910年，清朝政府下令将这些旧书送京，我才脱了关系。但那时的清政府已气息奄奄，次年便寿终了。这些文物在解京途中损失多少，鄙人不得而知。虽然没有政府交给我的任务，我自觉保管的10年间，除外销一点之外，均无多大损失，国人可以详查。可我听说到了70年后的80年代初期，北京还在民间收集到千余件散失之品，可见解京途中的文物损失了！

鄙人当时没有保管好这批文物是有错的，永不翻案。然而，倘若当时我把那批文物封死于石窟之中，不让外人知道，那么，敦煌能一下扬名于全世界吗？非盗窃走私地出口文物，不等于卖国，而今也有此动议。再说，如果不是有计划地外销一些能保得全吗？千佛洞内就曾拘留过400名白俄士兵。那些士兵在壁画佛像上画了部队番号，在佛口中写了许多下流的话，那些画与我外销的书比较，命运如何，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即使能够保管到60年代中期，又岂能逃脱红卫兵破“四旧”的那场厄运？还不是焚烧的焚烧，窃为私有的窃为私有。听说“文革”中，佛教圣地XX山上就烧掉一套完整的佛经。若是那样的话，还不如早点外销为好。即便能保管在京城，“文革”中那些依权仗势掠夺文物的“大人物”还不是窃取去了？比起后之破坏者与窃取者，我王圆禄虽无大功，也无大过。

“千秋功罪留与后人评说。”我戴罪已百年矣，请为我一评吧。旨在有益于文物保护，有益于后人就是了！

猴年马月自诉于天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