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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4 16:16:48)转载标签： 高致贤 大跃进 饥荒 分类： 当代史札记 高致贤谈史 承蒙高致贤先生厚爱，赠我他的回忆录兼杂文集《苦乐人生》一册。高先生是贵州大方县人，出自草根的名记者、作家，虽只长我几岁，但阅历甚深，历任教师、宣传、青年、文化文物、党政秘书等职，也当过农民。他长期在基层，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对过去几十年来国家的变革，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较许多历史学家的论述实在得多。 在他的集子里，记述了许多看似生活琐事，但实为珍贵历史资料，如当时的工资、物价及人民习俗等项。如他1956年上师范学校，每月6元钱生活费，“早餐蛋花稀饭下油炸花生米；中、晚餐四菜一汤。饭不定量，菜多荤菜，不加也够吃。”这样吃还有结余，说明当地生活水平之低。对比北京情况，我当时上中学，一月伙食费8元，在这个季节，菜肴只是白水煮的很老的菠菜。 但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现在听着都令人羡慕。高先生说，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在1956年高级社建立之前，多数农民的口粮已经自给自足了，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了。 这里要解释一下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区别。初级社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大型农具、牲畜等）仍为私有，但在较小的范围内统一经营，而高级社中，除小农具外，全部集体所有，实际收归国有。所以这个不同是所有制的不同。 高级社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显著下降。高先生说，反右（1957年）以后，虽然粮食定量不少，但因为缺副食品，总是不够吃。 1958年“大跃进”，农民家粮油肉蛋全部无偿交公，吃食堂不定量，而且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吃到哪。吃是吃饱了，但是“有的社员趁此偷奸耍滑，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这样的生活只能是昙花一现，大锅饭没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就被挥霍个精光。另一方面，强迫推行的“早收”、“早种”造成庄稼大减产，大炼钢铁又耗费了劳动力。从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1960年达到最困难时期，农民每月只有15斤定量，还是理论上的，实际被干部克扣不少。农民饿得没办法，上山采野菜回家煮吃。但是一旦被干部发现就被惩罚，甚至将农民家所有锅碗瓢盆通通砸碎。于是“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高先生说，这叫“用人命巩固公共食堂”。 当时高先生在小学执教。在他一次回家的20公里路上，看到路旁摆着三具尸体和一格奄奄一息的人，无人过问。在家呆三天，就见门前小路上死了两个人。 那么，农民为什么不去逃荒呢？全国各处都办了公共食堂，食堂绝对不会给逃荒者饭吃，农民“组织军事化”，哪有余粮给你？况且，农民外出要经大队介绍到公社，公社审查批准后开具证明和通行证并发给口粮。一个逃荒者能被批准吗？如果你没有证明，不管到了哪里都会被当成流窜犯五花大绑送回原籍。有的人没到家就被折磨死了。所以，农民逃荒比不逃荒死得更快。 高先生谈了对“大跃进”史料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是否造成几千万人饿死讨论的看法。高先生说，“大跃进”中饿死的都是农民，而且多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他所在的县有个先进典型长石区，常有人来参观。县里就把边远地区的口粮调到这个区来吃，因而边远地区的农民先饿死。这与当时大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一样。“故职工、市民饿不死，重工业工人饿不死，中心地区农民饿死的也不多。” 这些经受“大跃进”苦难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当时小学毕业的都去当教师，扫盲班毕业的可当公社干部。有文化还当农民的只有四类分子，可是他们哪敢写？结果“受害最深的农民写不了，写得了的受害不深。”故“大跃进”的真相被深深隐藏，“大跃进”史料亟待挖掘和抢救。 他说的确实很实在。我当时在北大上学，班里20来个同学，只有一个家在四川酉阳地区农村的同学家里饿死了人。那里是很偏僻落后的地区，当时死的人相当多。 现在对于三年饥荒时期饿死多少人的问题观点对立，有很激烈的争论。不信饿死三千万的人，最好到那些偏僻的地方调查一番，问问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当然对于孙经先那样的人，你说什么他也不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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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