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自花红色，人间要好诗》

太白散人

《春自花红色，人间要好诗》
           ——浅说对当代近体诗歌创作的看法
文/太白散人

前几日略读志熙先生的文字，到底还是极有感触的。中国近体诗歌的创作的发展到衰落，前人已给出了充分且合适的道理和总结，因而，自也不须过搬前人的旧说，犹而也不说从前的作法如何也哉。只缘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一世纪的复起至发展成一些简洁的陈述。

也引沈曾植先生的自遣，“诗学深，诗功浅也＂。谓之诗学与诗功，无非阅者多，作者少罢。自然，沈，钱二位先生记此自括，相较有所谦敬的，总于我这无名无迹不敢相类的作者，终于是＂诗学浅，诗功亦浅＂而已。其一，对于诗学的整体研究以及写作经历而言，只能说是极其肤浅的。其二，对于古人遗帙的见阅，经文哲史之类，也颇是微薄罢。固属文说理，也缺些底蕴和气力。若为自辩，不过着于叙事，诚而可试。

当今的诗词创作受众者不可谓之不多，甚至在一定范围可观空前的局势。或许文化普及的可幸，更见于大众文学的发展的得意作因由的言说。其创作量比于六代诗歌甚于之后，唐至明清的遗帙，大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事实澄清必然有其更值思考的现像。无论两汉乐府到后晋齐梁或以为据的各个社会历史时期，其诗学与诗功成大概率有所代表。似阮藉，庾信，钟嵘，萧统等颇具诗学，诗功者，现世如此，诸以所类，终于较远胜通信更便宜宣传里隐遁，这是可以目睹，不容争辩的表述。

若为思索，当今创作与研讨水平不高的因由主要还归还于作者本元。就诗学与诗功。其所先有者而至后有者，曾记山东大学一先生有说“诗者，评者，有其先而生其后，以究其道，会其用为旨＂。这与马克思所说理论与实践之说相一致，所以不假多解。创作之不高，其作用而矸讨事宜辄相当停滞。从而总循环于“旧瓶盛新酒＂的认识。甚至于部分作者不识器物而更兼有误的思维。固而，二者虽相辅相成，在诗歌的研学上，已积攒其可用的材料，孓然属写，还当腹有所物才善。

随园补遗道：＂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欲其助我神气耳。＂读书和学问终究是相互勾连的，属文作诗的人当然如此，胸无点墨其句语言辞中所陈述所牵涉的事便会落得虚白。无筋无骨，无色无气，恐于读者所受，则不易体察其含义以至情感，更深刻谓之绮怀，意志，也由此欲生而俱灭罢。

基于本人对少陵的尊崇，于旧文有所提及，于说也不很便宜。工部也曾自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于历代予其高度的称许，老杜尤然是无愧了。（宋代人强幼安《唐子西文录》中有“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

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不过于此，属文亦不可全赖经书旧卷，参经考卷所得，非著作而属钞验罢，寻章摘句，也终于是“老雕虫“无疑。自非已身所得，又无可逾越其法，更得其上乘之所行为种种，于后人所厌也有人在。袁枚话后补遗有云：记昭明太子《与湘东王书》中“夫六典，三礼，所施有地，所用有宜，末闻吟咏情性，反拟《内侧》之篇，操笔写志，夏摹《酒诰》之作。＂若其有逾进办法，似清人曹雪芹改李义山“留得残荷听雨声“。宋人林逋改五代江左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逾于原作，自有清妙手段，可以不忌。

诗歌作为一种人们表达思想的工具，在漫长的人民劳动过程中渐而衍生成一项颇具艺术形式的体载。从而有其一套独具一格的著作方式以及技巧。但在应用相应技巧的同时，首先得保证作者根本的真实的情感因子和根本立意，而非表现为任何一种不纯熟的苦吟与滥吟，甚于半偷半盗，自欺自掩的行为罢。引尹文端公所提及“言者，心之声也，古今来未有心不善而诗能佳者＂。诗歌乃至一味艺术至技术使然，纯熟皆用作者或事者本元而已，除却被时代所迫的外因，大多数同王孟韩柳心志的自然的真挚或出去忠实的国家的热爱的作者，于我   们所见的精致的必然原由。从而与之相应的便是所谓的性情所指的“客为主，词为奴＂的观点与认识罢。

李长吉固有一番晦涩拗口的作法，其文奇诡而渐于幽深，着词险峻高冷，这是历来予他较客观的论说。《旧唐书》评价长吉 “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李贺作为唐代诗坛颇有作为的佼佼者。而现如今便有者不能仿佛而效学，耻不察“效颦“ 的境地由令人所担扰的。孟子曰＂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所谓好作拗语以为高古，好许浮词以为博闻。善作些不明觉历的行径，凭空些受人赞许的思量罢。清人论诗时有考＂《三百篇》专注性情，性情有厚，薄之分。则诗亦有浅深之别。性情薄者，词深而转浅，性情厚者，词浅而入深“。

自然这是有所依据的，似王维之＂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例如是也。但其主还缘性情使然，（所谓性情，引钟嵘 《诗品‧总论》： “气之动物， 物之感人， 故摇荡性情， 形诸舞咏。”）再说长吉著作，沨时砭世，尽民生之疾苦，道公堂之荒溃。贺多为齐梁宫体，操乐府古言，思绪旷达深远，无利寻常物像，意蕴所指，所有出处有得于韩孟诗派的影响。终于由妙境而抒怀，宋人严羽称其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终于还由性情所出，其语其境自非普世的酸腐文人可以企及罢。

诗歌之所以为诗歌，所区别于散文，杂论以及评说，固在于体与用，所谓体，即体别，引《诗三百》之“风，雅，颂＂所谓诗之所用更所谓创作之技艺，于诗学传统无非“赋，比，兴＂三类各取或以同效而进其深而已。纪昀在《唐人试律说序》中认为唐人作诗“大抵始于有法，而终于以无法为法，始于用巧，则终于以不巧为巧＂所述唐人诗律，从有法到无法的直至高深的境界，则用如今而说，使其纯熟，必先用之通透。而唐诗与宋诗的区别，据武汉大学尚永亮先生所述，都在于比，兴应用的优劣和多寡。

事而即此应是十分有据，唐人之意趣之感时抒怀与宋人重议，兴才，法文的习性旻具体而可观的区分明确。以之所谓比，兴横分，唐人之比由类远而像近，有例“美人如新花，许嫁还独守。岂无青铜镜，终日自疑丑。“（曹邺）所示取直而喻，韶妙红颜与花时相类。其煎意旨自领其中罢。不过论比兴高绝，唐人张藉之《节妇吟》，自言表而深意。“还君明珠双泪重重，恨不相逢未嫁时＂。作者取意而自此为“节妇＂。

以忠于朝内之心，拒蕃镇幕客之招。不可不谓之高妙。同类唐人朱床馀递张藉行卷之作并以张藉回和之作可谓异曲而同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张藉）。而宋诗则继梅尧臣之后，应受程朱理学的影响，逐渐向巡理取义而深遂。朱薏有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固可称之代表了。

自然，二者虽有其之间的区分和表现，但宋以后形成仿学的真理却末曾改进。这是黄宾虹先生所提及的言论。如此瓶径，若行于当代传统诗歌的创作风气下，“诗工夫＂是要辛苦的。良善的性情抛却急功近利的行为。那么其创作，必然会逐而纯熟，在恢复的当今属于传统诗歌创作的特殊时期下，或有可能的发展甚至突破的期待。

2021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