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毕师（连载之三）善与老师论是非

贵州老高

记忆毕师（连载之三）

高致贤

第三节  善与老师论是非

（续前）

1961年毕师招收的这两个进修班。经过中师一年级两个学期的几次考试和平时测验等沙里淘金，再经中一的学年考试结果，学校又根据成绩退掉几十个，最终留下50个学习成绩基本趋于相近的合为一个班。这50人来进修前的学历却相当悬殊，低到小学毕业，高到高中二年级，正式初中毕业的占一半多，像我等只读过一二年初师、速师的也有十来个。我们升为中二进修班后，便成为毕节师范学校中二级的唯有的一个中师班了。

中二的语文教师是高之骥，他是语文教研组长，他知道进修班的学生作文写得长，我曾加班一个通宵用一个作文本写个短篇小说，老师批改很费时，于是一上中二，他就规定作文必须当堂交卷。且将作文评分也数字化了，即是：主题思想正确60分，篇章结构合理20分，遣词造句正确10分，书写工整10分。按此标准打好总分之后，错一个字扣除1分。开学的第一篇作文是《欢迎词》，我的作文又被他推荐到全校欢迎新同学的“迎新大会”上作一个节目朗诵。以后，学校成立课外学习小组，我和王永良、陈安忠、张开权、张从忠、杨福熙等组成文学写作组，接受高之骥老师的直接指导，在正常作文课外还有写作任务。

升入中师二年级，体育老师陈德寿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正式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组织委员（书记是专职老师黄天琼），王永良任班团支部书记。我刻印团费证，发函调查培养入团对象的同学的家庭情况等，比我后来到团县委当专职团干的工作任务还重。

学生会主席是中三的陈友仙女生，她处于毕业班，不善文体，就把学校的体育竞赛、文娱表演等活动全交给我来负责，我又是班球队和校文艺队的主力，自写剧本自表演，生活充实又忙碌，好在学生会配了个中一的周琴当秘书，她还可助我一臂之力。我们班的唐世舰写了个《问路》的歌剧本，我们请学校音乐教师王正采谱上曲子，我演男主角，周琴和张黔慧参与我们友情演出，收到很好的演出效果。学校开展全校普通话讲演赛，我还拿了个第二名，学校开展的文体活动，我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感到很忙！

学校已经将我们中二进修班作为在职教师来使用了，学校有什么大型活动就交给进修班来完成。我们也觉得自己领起全工资、吃着学生的口粮供应标准，也应该比普通班的同学多搞些学校公益活动才过意呀。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我从此坚持开始天天写日记外，还主动承担一些份外工作。我以实际行动学雷锋；全校师生竞相学雷锋。

全校学生的课间操在大操场进行，由我领操，学校有什么安排也交给我去通知、执行。当时的校风非常纯朴，只要一声令下，大家就积极行动。所以，课间操的操场和学生大饭厅就成了我传达学校有关指示的地方；同学们也习惯于在那里听有什么公告。一天，校外有几百米长的水管从支架台上坠地了，管水工找到学校总务处，主任便叫他直接来找我。午餐时我在饭厅中号召一声，饭后同学们便争先恐后去到水管坠地处，竞相抓住水管，我站在制高点指挥。当我数：1——2——嘟嘟——一声笛鸣，同学们一下就把水管抛到石墩上去了。有的同学还十分惋惜地说自己还没有使上力就完成了！

到中三，我们的学习也不再是被动地听老师讲什么算什么了，自己在课堂上也主动思考，积极投入老师的教学过程中。有位聂姓青年教师将一道物理题理解错了，计算过程和结果与我们的预习时做的不一样，我们便在课堂上与他争论，互相不服，问题扯到物理教研组去，教研组长蒋老师虽不明显支持他，但却批评我们影响课堂秩序，我们不服，要求判明两种计算方法与计算结果的对与错。为了照顾老师的面子，蒋老师也只好打马虎眼了。于是，我便向贵阳师范学院的物理系主任写信求解，说我们碰到某个物理题，课堂上出现了两种运算方法和两种结果，两种运算各有道理，无法判断谁是谁非，请求帮助。信中，我将题目原原本本抄下来，注明该题出自中三《物理》课本哪一页，并将两种运算方法和运算结果详细抄录于题后，请求判断两种运算方法和结果哪一种是对的？如果两种都不对的话？请给个正确的运算方法和结果。我根本不知道贵师的物理系主任是谁，信就寄给“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收。结果，一位姓王的教授回了一封论文式的信，说明我们的演算方法和结果是正确的，聂老师的那种方法和结果不对，还详细讲述了错的原因。

我们拿到王教授的复信后，再次去到物理教研组请蒋老师评断那道物理题的对错，蒋老师还是不敢肯定我们的对。于是，我们亮出王教授的复信，蒋老师才讲出内心话：他要维护老师的威信。这使蒋老师的威信在我们面前也扫地了！

我们升入中二时，学校有了重新招收普通班学生的计划，当年的中师一年级招收了一个普通班和一个进修班，进修生至少有一年教龄，均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学生会的力量更强了。

（续前）

1961年毕师招收的这两个进修班。经过中师一年级两个学期的几次考试和平时测验等沙里淘金，再经中一的学年考试结果，学校又根据成绩退掉几十个，最终留下50个学习成绩基本趋于相近的合为一个班。这50人来进修前的学历却相当悬殊，低到小学毕业，高到高中二年级，正式初中毕业的占一半多，像我等只读过一二年初师、速师的也有十来个。我们升为中二进修班后，便成为毕节师范学校中二级的唯有的一个中师班了。

中二的语文教师是高之骥，他是语文教研组长，他知道进修班的学生作文写得长，我曾加班一个通宵用一个作文本写个短篇小说，老师批改很费时，于是一上中二，他就规定作文必须当堂交卷。且将作文评分也数字化了，即是：主题思想正确60分，篇章结构合理20分，遣词造句正确10分，书写工整10分。按此标准打好总分之后，错一个字扣除1分。开学的第一篇作文是《欢迎词》，我的作文又被他推荐到全校欢迎新同学的“迎新大会”上作一个节目朗诵。以后，学校成立课外学习小组，我和王永良、陈安忠、张开权、张从忠、杨福熙等组成文学写作组，接受高之骥老师的直接指导，在正常作文课外还有写作任务。

升入中师二年级，体育老师陈德寿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正式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组织委员（书记是专职老师黄天琼），王永良任班团支部书记。我刻印团费证，发函调查培养入团对象的同学的家庭情况等，比我后来到团县委当专职团干的工作任务还重。

学生会主席是中三的陈友仙女生，她处于毕业班，不善文体，就把学校的体育竞赛、文娱表演等活动全交给我来负责，我又是班球队和校文艺队的主力，自写剧本自表演，生活充实又忙碌，好在学生会配了个中一的周琴当秘书，她还可助我一臂之力。我们班的唐世舰写了个《问路》的歌剧本，我们请学校音乐教师王正采谱上曲子，我演男主角，周琴和张黔慧参与我们友情演出，收到很好的演出效果。学校开展全校普通话讲演赛，我还拿了个第二名，学校开展的文体活动，我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感到很忙！

学校已经将我们中二进修班作为在职教师来使用了，学校有什么大型活动就交给进修班来完成。我们也觉得自己领起全工资、吃着学生的口粮供应标准，也应该比普通班的同学多搞些学校公益活动才过意呀。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我从此坚持开始天天写日记外，还主动承担一些份外工作。我以实际行动学雷锋；全校师生竞相学雷锋。

全校学生的课间操在大操场进行，由我领操，学校有什么安排也交给我去通知、执行。当时的校风非常纯朴，只要一声令下，大家就积极行动。所以，课间操的操场和学生大饭厅就成了我传达学校有关指示的地方；同学们也习惯于在那里听有什么公告。一天，校外有几百米长的水管从支架台上坠地了，管水工找到学校总务处，主任便叫他直接来找我。午餐时我在饭厅中号召一声，饭后同学们便争先恐后去到水管坠地处，竞相抓住水管，我站在制高点指挥。当我数：1——2——嘟嘟——一声笛鸣，同学们一下就把水管抛到石墩上去了。有的同学还十分惋惜地说自己还没有使上力就完成了！

到中三，我们的学习也不再是被动地听老师讲什么算什么了，自己在课堂上也主动思考，积极投入老师的教学过程中。有位聂姓青年教师将一道物理题理解错了，计算过程和结果与我们的预习时做的不一样，我们便在课堂上与他争论，互相不服，问题扯到物理教研组去，教研组长蒋老师虽不明显支持他，但却批评我们影响课堂秩序，我们不服，要求判明两种计算方法与计算结果的对与错。为了照顾老师的面子，蒋老师也只好打马虎眼了。于是，我便向贵阳师范学院的物理系主任写信求解，说我们碰到某个物理题，课堂上出现了两种运算方法和两种结果，两种运算各有道理，无法判断谁是谁非，请求帮助。信中，我将题目原原本本抄下来，注明该题出自中三《物理》课本哪一页，并将两种运算方法和运算结果详细抄录于题后，请求判断两种运算方法和结果哪一种是对的？如果两种都不对的话？请给个正确的运算方法和结果。我根本不知道贵师的物理系主任是谁，信就寄给“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收。结果，一位姓王的教授回了一封论文式的信，说明我们的演算方法和结果是正确的，聂老师的那种方法和结果不对，还详细讲述了错的原因。

我们拿到王教授的复信后，再次去到物理教研组请蒋老师评断那道物理题的对错，蒋老师还是不敢肯定我们的对。于是，我们亮出王教授的复信，蒋老师才讲出内心话：他要维护老师的威信。这使蒋老师的威信在我们面前也扫地了！

我们升入中二时，学校有了重新招收普通班学生的计划，当年的中师一年级招收了一个普通班和一个进修班，进修生至少有一年教龄，均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学生会的力量更强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