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毕师(连载之六)“天命”毕业证书 第六节:“天命”毕业证书 高 致 贤 (续前) 我50岁才领到中师毕业证书,它是我至今拥有的唯一文凭。 我在旧社会读过两学多私塾,那时候没有没有什么毕业,当然就无所谓“毕业证书”了! 1956年以同等学力考取毕节师范学校初师部,因“反右”扩大了许多教师,我们便于初二上提前分配去填补教师的空缺,也没发毕业证书。“三年困难时期”过后,1961年我被保送回母校脱教进修中师。3年毕业,文教局认为我们不是国家计划招生,不给毕业证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教育行政部门承认了我们这批“脱产进修”生的学历,可已经20余年了,时过境迁,学校已无法一一通知学生了。且这时有的学生已向马克思报到去了,多数人已过“不惑”之年,毕业证书于我们已无多大意义,也很少有人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可以补领毕业证书。 1987年,我申请晋升记者职务,才大老远的跑回母校去写张学历证明,谁料早已可领正式毕业证书了。办证老师填好后,因母校已升为师专了,便让我拿到当时的毕师去卡钢印。未细看,我便匆匆忙忙赶到毕节师范学校。办公室主任一看,惊诧道:“你怎么五十岁才毕业!”他一提醒,我也感到惊奇。好在主任——我的学生闻声赶来,指明发证日期及其后面有“补发”二字。我才恍然大悟。50而知天命,当时我就称之为《天命毕业证书》,此乃天之命也,莫奈何! 这是迄今为止我具有的唯一的学历证明书,也不可能再有正规的毕业证书了,于是,我把它珍藏起来。每当看到它,我就不禁想起旧社会求学之艰难,想起反右扩大化之危害,想起“三面红旗”造成“三年困难”饿死那么多人,想起1961——1963年间国民经济恢复很快,想起大革文化命的血雨腥风,想拨乱反正后的实事求是。一张小小的简易毕业证书,在我心中印着许许多多难以磨灭的往事。它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啊! 写到这里,记忆毕师似乎可以结束了,但又想到2015年我捐赠3种(六本)专集给母校毕师,却收到的却是“贵州省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的收藏证。何也?原来的毕节师范学校几更名,已成为这一所学校了。这校名是何时改变的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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