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一）烟灯前读《千字文》

贵州老高

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一）烟灯前读《千字文》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我的自学追溯起来，应始于我三岁多的时候。那时，我父亲吸大烟，每天晚饭后就打开他的烟灯盘子。那盘子平时收起来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提箱，宛若现在医生的出诊箱，打开三方便是一个长方形的盘子，正面是一组套箱，大小箱内分别存放烟枪、烟斗、打石、操杯，钎子、镊子、鸦片、烟灯等。

　吸烟开始，只见父亲把烟斗装到烟枪上，再从平时熬好的熟烟中揪出黄豆粒大小的烟土，拧成烟丸，然后用钎子插入中心，放到烟灯的玻璃罩口处烤泡起来，再放到肥皂块大小的打石上去搓成圆锥体，再将烟之锥尖插入烟斗底部中央的小圆孔内，而后将烟对准烟灯，嘴衔烟枪口，吸食烟土烧化的烟雾。三岁多的我，喜欢在父亲的烟灯盘子边玩，但小孩子是不准吸烟的。不过，若是感冒咳嗽拉肚子，父亲便会把吸存在口腔中的烟子喷到我的口腔内，以烟代药，还有疗效。

　有时也有其他人和他一块吸烟，边吸边聊，我爱插嘴，大概是怕我影响大人们的谈兴吧，也许是父亲为在友人面前炫耀我的聪明，便丢本《三字经》在那里，教我一页以后便让我自己读，谁料我很快就背得了，再教我两页，第二三天我又背得了；于是一次再多教几页，都被我很快背诵了。这便引起了父母亲和哥哥们的注意，便认真教我，两三个月我就能背诵《三字经》的全本了。他们再教我认字，几个月后，我把《三字经》上的字也都认得了。

　这时，父亲便让我“升级”读《千字文》，这就不像读《三字经》那样自由了，两天上一次新课，每次教两行，第一天要背得课文，第二天要认得所教的字，认不完字不教新课。如果说《三字经》是读白口书，顺口背诵 不认识字的话，读《千字文》可就动真格的了。可是，这也并没有难倒我，只不过多读些时间罢了。大约到4岁多的时候，我就把一本《千字文》包本背诵了；不但背得，还全认得了。

　为了检查我是读白口书还是真认得字？父亲和哥哥们便让我对《千字文》倒着认，横着认，倒着横着我都认得了，我便可以自由选读其它的书了！有些亲友对我能够全认识《千字文》不相信，父母亲就让我在他们面前当众读认，这也成为父母亲骄傲的资本。也因在入学之前就能认那么多字，便有了我在第二章的《两次旁听》中写下文子奇先生写半个“節”字考我的那个故事和我在私塾中给先生当“助教”的资本。

（待续）

贵州老高

谁会使我吃牛屎？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二）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续前）　　
　出生于农民世家的我，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多的乡村私塾，于1948年彻底失学之后，就回家肩负起繁重的生产劳动，可我从来没有放松自学。
　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牧牛、打柴。我家养了一头母水牛，每年下一个牛崽，下过两三胞牛崽之后，我家每年卖出一头役牛，自家养两头役牛和一头牛崽，让老母牛得到适当休息，待小牛崽长大再卖。人家竞相争购，这就使我家年年有一笔可观的卖牛收入。所以，我们对牛就情有独钟，关怀备至。我家那头母水牛也非常通人性、听人打招呼。我们把牛赶到一块较宽的草地上，让它们自由吃草，我便抓紧时间砍一背柴禾或割一背牛草，而后就选择一个视野开阔又荫凉舒爽的地方，或坐或躺，读起书来。看到牛快要到耕地边吃禾苗时，高喊一声：“老母牛，转来！”它就会转身走到草地中，离开庄稼地。在它的带领下，小牛也会听话似的。如有不听招呼的牛去吃了粮食，就会遭到我们的一顿抽打教训。它们还会跑到老母牛身边去求保护，老母牛也会替它们向我们求情，我们会看在老母牛的情面上，对它们免打，它们也学会听话了。这样，我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读书了。
　我带着《千家诗》、《三字经》或《百家姓》等书，背柴歇息时读，有时骑在牛背上也读，对此，我幺哥还出了“牧牛苦颂诗，勤比李氏”的上联让我对。我对下联：“经商勤孝母，胜过蔡庭”（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们兄弟对联的典故来自哪里了，但那对联还记得）。后来，我又读《说唐》等故事书，认不得的字就问父亲和哥哥们，或查字典。
那时我主要是读《说唐》，那是受我致德二哥的影响。我家有些古书，我二哥对“说唐故事”很熟悉。那时家庭点灯的油也无钱买，我们去劈开松树皮放油，让油结成松香后再劈带松油的木片——明子柴来点亮，油烟很浓，把家里薰得很黑，鼻涕、口痰都是黑的。为了节约亮槁——点亮之柴，又少被烟薰，晚饭后，烧起疙蔸火，讲起古老话：我二哥便讲起薛仁贵征东的故事。那些薛仁贵如何探地穴得到兵书；如何在打摩天岭时遭到滚木擂石等惊险场面，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于是，我就拿《说唐》书来看，认不得的字就问父亲和哥哥们。在家读会一段，便拿到山上去边读书边给我的牧友们讲故事。
村里牧牛的朋友们均是我的亲堂兄弟或侄儿们，他们成了我的忠实听众，就是今天人们说的粉丝。大家都愿意把牛马（我们村子里那时没人养羊，马也很少）赶来和我一起放牧，以便听我讲故事。
　我在山野说书、讲故事，我的牧友们听得入了迷，他们便由年纪大的高致余堂兄组织起来，分工轮流替我打柴、割草，替我看牛，让我专职为他们说书。谁要不听安排，就不准谁听我讲故事。这样，放牛上山便成了我读书、讲故事的时候。为了提高我的威信，增强故事的吸引力，说到最精彩处我便嘎然而止，耍了一个大关子：“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在捉弄牧友们的时候，也会被他们戏弄。讲到薛仁贵征东在污泥河中救出唐太宗李世民那一节时，我不讲了。理由是：我讲得口干舌渴的，要去采撷野莓来解除饥渴。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他们去摘野莓来供我吃，吃好了又继续说书。大的去砍柴割草，年纪小的去采野莓。采多少为准？我躺在地上，闭着双眼，张开嘴巴，他们摘野莓放在我嘴里，装满我的嘴巴就行了。他们分别放进我嘴里的，一会儿就没有了，老是填不满我的嘴巴。一大把放入的，一会儿又被我嚼吞下去了。后来不知是谁使了个小心眼儿，在野莓中放了一点儿干牛屎，我一吃到便赶快吐出来，又是一阵追打玩笑，之后，还是继续给他们讲故事。这就使我从讲故事中读了书。
（待续）

贵州老高

　　　巧取安位费 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三）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续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从主要牧牛转向主要耕地，我在自学读书中也学习写字，渐渐成了山村里的 “文化名人”，不但用说书换取听众的劳力，还用写作换取山民们给的一些儿“润笔费”。
　这首先是写“袱子”，也叫写包。具体地说，就是每年的古历七月十三日（有的地方过十四日或十五日）的中元节。中元节俗称鬼节，就是每年的七月初一到初十这段时里，穷家小户都要写张《老人牌》设起灵位，将自家已故的人接回家来过节；过到节气的最后一天晚上，便要送死者的灵魂回去，送回去时，要打发冥钱，给每个人的冥钱要封成一个或几个长方形的白包，每个包内都要装上印好的“沙衣”，即是通关文牒。纸包的正面写上“中元胜会之期，虔备冥钱沙衣XX封奉上  故X考（妣）某公（母）老大（孺）人收 孝男（或孙及其他什么人）XX敬奉  天运XX年七月十x日化”，背面要写上一个“封”字，加上印好的骑马、驮马、马夫和轿子轿夫等一并火化敬送老人。
　别看一个包，写起来却很讲究。那收包人与寄包人的关系，如父亲寄给死去的儿女，某人写给姨妈的姑祖母的干儿子等，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称呼，不少私塾先生都弄不清楚。我家有本《写包书》，我能完全理解，几乎包本背得，再把书带上，写什么包都难不倒我。所以，一从写老人牌位开始到送老人起身之前的十来天，我总是在帮人家写老人牌、写包，接受人家最好的饮食招待，还用此脑力劳动换得人家为我干体力活儿。我在边学边用中学会了文字和写应用文的知识。
还有一种就是帮人家写祖神牌，就是写所谓的菩萨。每到腊月三十过大年之前，一些人家的祖神牌弄坏了，便要另换一张新的。写祖神牌有固定格式。几边小字写好之后，便要写中间那一行“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这六个大字的前五个必须站着写，可写到最后那个“位”字时就要坐着写，美其名曰：给菩萨“安位”。不安位这菩萨就不灵。所以，安位时，主人家就要发红包利是。这已成为一种规矩，这可能是写字人想出来敲诈人家钱财的鬼办法！
　另外就是书写对联、诉状等。那时春节人们也要贴春联，可是没有卖的，都得现请人写，我的书法不咋样，但因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地的私塾先生死了，外地来的私塾先生走了，我哥哥们不在家时，我也就充当起写手来。写对联有本《对子书》，我就照抄不误，可写诉状却难住了我。
　邻村有人提着半升（三斤半）小豆来请我向乡里写个申诉书。借据、当契、卖契我都学写过，可我从来没有学过写诉状，但那半升小豆的吸引力很大。我便写了个“XX书记，XXX受冤，请你解决”。我父亲一看就说这要不得，他便让来人叙述冤情，而后教我将人家诉说的内容写下来，加个开头、结尾就成了。
　此后，我就用写菩萨、写诉状等换来半升小豆，十个鸡蛋之类的物质改善生活，从而激发起我更高的自学热情。
　最艰苦的是自学珠算。那已经是1951年了，我幺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珠算》书学打算盘，他们不在家了，我一个人住在正房里，盖一床草帘子，冬天，屋里没升火，床上的草席和草帘子很冰，睡觉时要先穿上衣裤在草帘子中焐一两个小时才能把床焐热乎一点再脱衣睡觉。于是，我就利用焐床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学珠算。先把口诀背熟，再按口诀拨珠，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地学会了“三盘清”、“七盘清”，还学会了“九归九除”，但不会应用，稍微变动几个子就不会打了。
　后来，我就趁焐草帘子时细细琢磨，慢慢悟出几盘清就是加减法，几归几除就是乘除法，而小九九的乘法口诀我早已烂熟于心。道理明白之后，我很快学会了珠算书中要求最高的“六归七二五除”，即除数是4位数的除法。而且任意定个被除数和除数我都可以求出商和余数来，乘除法随便打，一通百通，加减法就不在话下了！
乡里成立信用社，我有个大我7岁的远房表哥余明忠任会计，但他不会打算盘，他便从乡里步行五六里山路来向我学珠算。我五天就把他教会。后来，他又调到区营业所当会计，任到营业所主任退休，吃了一辈子的珠算饭，老了还认我这个表弟为师。
　我学的珠算对我后来补习小学算术起了很大的作用！
（待续）

贵州老高

我爱新事物 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四）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续前）
　解放后接触的新知识多了，我学习的内容也多了。我自觉有一种接受新鲜事物的强烈要求和天然敏感，且学皆有效。
　土改工作队来到我们村里，破天荒地查田评产令我感到万分新奇，便像看西洋镜似的跟着工作队跑，无意中发现工作队的干部中也有文盲。查田评产时，他们写不了地名，有的便画记号：圆的表示田，长的表示土，再加上几个阿拉伯数字记产量，心记与笔记相结合就算记录了。可是，填表就不行了，于是，他们就叫我帮他们填表，使我从中学到不少新名词，而把自学的文字用于公务之中也感到十分自豪，父母亲也为此感到骄傲。但因我还不到十八岁，更主要的是我父亲身为一方名医，医治的大官小爷不少，也为平民百姓免费医治，在县内外都享有很大名气，就是现在说的知名度很高。新来的工作队怀疑我家成份高，不敢吸收我参加工作。待到我家划定为正中农成份，父亲的名声被认定为好名声之后，土改工作已结束，有的“土改队员”被辞退，当然不再接收人，我也就失去了参加土改工作队的机会了！
　我三嫂的二哥叫陈焕文，他参加了县农代会，便用一个小本子记下会议安排每天讨论的题目。我看到那些题目之后，也可从中想到一些内容，我便把那些题目抄下来，听他摆谈开会讨论的情况，学到不少新词语。我有个堂姐夫叫罗伯君，他是识字人，学到一些新歌，听起来非常时髦，我就向他学唱，……
有一年，区里在锅厂乡召开庆祝“六.一” 儿童节的大会，乡领导让我到大会上发个言；我一走到主席台上，台下的鼓掌声便把我拍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讲什么了！呆站一会儿后，我马上想到那小本子上的题目，便说了一些翻身解放的话，后来还得到乡干部的表扬！
那时我们根本不懂“用新思想占领思想阵地”呀什么的，觉得新歌好听就学唱，听到区里放电影，我们便跑30多里山路到达溪街上看一场露天电影后，跑回家里睡觉，第二天一早照样下地干活。
　当时看电影、开大会前时兴互相拉歌。挑战方先喊：“某某X，来一个！”如果被点到名的X不应战的话，挑战方便会接着喊：“叫你唱，你不唱，装聋作哑做哪样？加油！”应战方唱完之后，立即回喊：“我们唱完了，某某X，来接到，欢迎！”挑战方也会在应战方刚唱完时就赞美道：“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本方人立即齐声回答：“要——！欢迎！”这使我学到不少新歌。
　我家堂屋里办起扫盲夜校，我就在夜校里教学员们唱歌。本村堂兄高树轩三哥家没有生儿子，有一年正月十五夜办花灯，那花灯班子的女角都是男扮女装的，唱的歌也下流，我们夜校的人便插进去表演。我幺嫂杨继君是读过高小的，她就演女角，男角当然是我幺哥致香演了，但女人上台演戏在当地是破天荒的，他家口头不敢说，暗中埋怨我们冲了他家的花灯。第二年他家大、小老婆都生了儿子，还来感谢我们哩！
　如果说我幺哥幺嫂同台演夫妻戏有了轰动效应的话，我和远房表妹韦应珍演唱《敖包相会》的轰动效应就更大了。第二年，乡里举办春节联欢会，应珍还是在校学生，思想很解放，我比她大两岁，我们俩都是未婚青年，同台演唱“敖包相会”的情歌，在女角都由男人扮演的大环境下，突然看到大闺女上台演恋爱女角，简直不可思议，使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滚来拜去，还发出各种议论，我们却觉得十分正常，直到我们各自结婚生育后，一些同龄人还对我们当时的表演大为感慨！
　退休之后，我再用钢笔写稿邮寄的投的方式，已大大不适合报刊用稿的要求了。于是，我67岁学电脑写作，70岁开始玩博客，也都是现学现用，没有进过一天电脑培训班，还过了一把博客之星瘾。此是后话。
　我的自学内容就是这样不断充实着，不断提高着……
　　　（待续）

贵州老高

恶补大飞跃 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五）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续前）
　　　1956年，我两个月就学完小学六年的算术课，那应该算为今天人们说的“恶补”吧？当时我和与我同时失学的刘祖裕到显母民校去报名插班读六下，老师考核我俩的语文没有问题，可是算术都不行，说确切点是刘祖裕可达三年级水平，我连二年级的水平都没有，数学的笔算方法我不懂，不会立算式。如4÷2＝2这么简单的竖式都不会立，因为不知道被除数、除数和商这些名词，也不知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更不知还有竖式运算方法。老师说：快放暑假了，你俩旁听两个月，下学期来读五年级吧。
　旁听只能听老师讲课，自愿参加考试和做作业，但老师对于旁听生的作业、试卷不批改、不打分。我俩便先后借来一套小学1-6年级算术课本，从最基本的知识学起，记住那些数学名词和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然后就开始学立最简单的竖式子进行演算。因刘祖裕有些算式基础，我的珠算知识已远远超过小学毕业水平，我们两个的心算能力都很强，而且对文字题的分析、理解能力也很强，所以，把名词理解并记住，弄清商乘以除数的积就等于被除数之类的数字关系，小学算术就一通百通，一个月就补习达到六年级的中等水平，而后我们便进入文字难题的理解、分析和运算之中！
　为争取自学时间，我们就到学校附近寄宿，房东是我六嫂的父母亲（我们当地习俗称两位老人为亲爹亲妈），我们每个星期天回家带一次口粮交给黎亲爹家，饭菜均与他家同吃。黎亲妈专为我俩安排了一间小屋，我们每夜都要自学到凌晨一点过钟才睡觉，就将他家墙壁当黑板，对难题反复演算，算不出来就不睡觉，实在疲倦了，想睡一会儿，可刚躺下又想到一种算法，马上起床进行演算……
那里用水要到一里多外的深谷里去背或挑。我们未交房租，每天放学后去运一次水。路面是石阶，路旁是崖石，我俩带了一袋粉笔，在背水往返的过程中，边走边分析算术题，一有思路就马上停下来在石板上立式演算。边走边讨论边演算，到快毕业时的总复习，老师破例为我俩批改作业和评判试卷，我俩的数学成绩己跃为全班前茅。路边的崖石上留下我们演算的不少题目。有的同学碰到难题时，还会跑到挑水路边去看我们的运算过程和运算结果，把我们的运算作为标准答案！
　当年我俩就以同等学力考取毕节师范学校初师部。换取这个结果的代价就是我的头发掉去近一半，体重减少六七斤。
　还有一次“恶补”就是我1961年进中一进修班的第一学期开始的两个多月。因为我接到的是第二批通知，10月初才到校报到，待学校农忙假结束后于10月中旬才上课。上的全是高中一年级课本，我只读到初二上，刚接触物理，化学等尚未学过，于是，课堂上要跟上相当于高中一年级的中师一年级的教学进度，课堂外自补初中二、三年级和中一上学期前一个月没有学过的数、理、化课程，我就把化学元索周期表和化合价以及物理公式等写来贴在床头，中午不睡觉，晚上睡觉前就死记硬背，终于在学期考试时名列前茅。
（待续）

贵州老高

文G期间偷闲学 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六）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续前）
　文G10年中的我，先在县文G办公室胡搅了半年，被造反派强令县委将我开除出文革办后，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所谓“革命组织”就被打成“保守派”，从此我就变成“顽固派”，进而成为“逍遥派”，但又不敢离开原单位。在这10年中，我有5年完全没有上班，其间除在“交待揭发组”被管两个多月后，就逍遥“革”外了；另外5年，有时被派去搞点临时工作，多数时间无事干，最多只能有一半时间上班，这就为我的自学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时间，使我自然成了“专职”读书郎。
　然而，当时许多书被禁，但却提倡读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我便趁机通读了这四部书，弥补了我以前没有通读过它们的不足，有人说我以此消磨时光，我却趁机汲取古典文学之营养。
　鲁迅的作品当时最吃香，我一向喜欢读鲁迅的书，便趁机细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边读边学写杂文，使我的杂文写作大有长进。我用杂文体裁写了一些大字报，讽刺了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派头头，得到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附和，被骂派中的知识人也不得不佩服我的文风犀利，有几个教师还贴出了和我杂文的评论。
　当然，最革命的表现就是读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打电话时也要先读一句最高指示；开会发言必先读毛泽东语录；报刊上有毛泽东的话也要加粗字体。所以，读毛泽东的书谁也不敢阻止。就是在“交待揭发组”里的时间，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便拿出《毛泽东选集》来默读，组长也不敢干涉。在谁也不愿发言的长期沉默的反抗之中，那组长也没有办法，有时也叫我在组里读一点毛泽东的书，还号召大家听了之后写学习心得，有时还放假让大家回到宿舍里去写学习心得，使我们趁机休息。
　文革期间，我将《毛泽东选集》的1—4卷通读一遍，重点文章反复读多遍，每读一篇都写有读书笔记；长些的篇章，比如《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篇什，不但篇幅长，而且理论深，必须细嚼慢咽，反刍咀嚼，一篇文章分为好几次读完，每读一次就写一篇读书心得，或做读书笔记。其间，不知从哪里传来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哲学笔记》，一共有好多章节，《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其中的两章。我就将其它没有出版过的那些篇章抄下来学习。这些笔记本我迄今还保存着。这对我以后的写作起了不小作用。
　在白天公开阅读上述书籍的时候，夜里我又偷偷阅读了《燕山夜话》、《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一些我喜欢的 “黑书”，只是不敢做笔记。（待续）

贵州老高

精神院里的“读书月”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七）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续前）
　1998年春退休之后，于当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15日陪老伴到贵阳某康乐医院（精神病院的美称）住院22日。那是一个由外面锁门的特殊环境，男女病房分开较远。因我老伴病轻，又加上全病房只有我一个男性陪护，医院特辟一间小病房给我俩单独住，门由护士从外面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老伴每天就服两次药丸，还是医护送到小房中，每次两小片，一口吞下便无事了；另外，我就只是每天三次到窗口去打我俩的早、中、晚餐。病人是不能离开病房的，我要到外面去买点东西也必须向医生办公室请假，出入都得由专人开锁。
　我怎么度过那段“独居”的日子？读和写。我俩的小屋有个小窗口，我随时观察大病房中病人们的喜怒哀乐、撕抓吵打和医生对猖狂病人的电疗以及对新来重病人的强制治疗，并将一些外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悄悄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有读书了。
我从家里带去的几本书很快就读完了，就只有读字典。我有个经验，出差时间长了，我想带书去打发时间的话，最好是带字典词典，一天读不了几页。可在那小“独屋”里呆那么长的时间，读几天也就读厌了，于是，我便到省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去购买，因其中的贵州旅游文史系列丛书之一的《奢香故里》，还有《贵州新文学大系》的杂文、诗歌卷，和《贵州胜境》、《贵州杂文集》等书中均收入了我的作品，我便获得七折新书优惠，一次买了十几本，潜心阅读起来。
那里是个“闹院”中之静地。在那里读书写作没有人进屋干扰，铺盖有人洗，饭菜有人做，自己洗洗衣服就行，我一头扎进书堆里，让思想走出精神病院，利用潜心读书来自己解放自己，成了我难忘也难得的自学“黄金岁月”！
（待续）

贵州老高

退休之后饱读书 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八）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续前）
　　退休之后，我有了充裕的时间，这便成了我自学的“第二青春期”，读书写作便成了我须臾不离的主要生活内容。其间，除在精神病院里的那段难忘也难得的“黄金岁月”外，其余时间也以读写为主了！
　1999年1月15日老伴出院，次日我便携她飞到汕头大学去过春节，直到2月24日才由汕飞筑。我女儿明霞正在汕大医学院读研究生，学校的图书很丰富，我除了随时可以到学校阅览室去阅读外，女儿还可从学校图书馆借书供我阅读。而且住在教师宿舍楼，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家书》等作品就是在那里读到的。
　2001年初到深圳，手写邮寄稿件均泥牛入海，我就暂时放弃写稿，专心致志读书，但那时我还办不到借书证。好在女儿工作的美资企业铂金埃尔默有个小图书室，凭女儿的借书证可以借书，每本书一天需交一角钱，我也借来读；有时也到新华书店或超市书摊上去阅读。
　女儿购房之后，我到宝安区图书馆办了借书证，60岁以上的人只交100元的押金就可免费办证，每次可借两本书，借期一个月，还可续借一个月，借期内全免费，超期每天罚款2角，提前读完提前还，还了又可马上再借，这就有了无限的书源，我的案头就随时放着两本我喜欢读的书，尽我阅读。
　深圳全市图书馆联网之后，我在宝安区办的借书证便可在全市图书馆通借通还，十分方便，这书源又扩大了若干倍。既有时间又有书，正好弥补我以前对长篇名著阅读之不足，尤其是读国外长篇名著之不足，使我平均每月至少读一部中外名著。
　由于我入学时间不多，没有读大部头作品的时间，参加工作后，处于大跃进时期，自己能自由支配的读书时间几乎没有；文革中有时间又不敢读外国长篇名著；我写作中现蒸热卖，所需借鉴的多是短篇，长篇作品对我写作的借鉴作用不大，故我读的国外长篇名著很少。退休旅居深圳后，有了读外国长篇名著的时间和条件，我便借来适合自己阅读兴趣的国内外名著，潜心与书中人物打交道，消除了我的老年空巢孤寂感；边读书边写作，预防患老年痴呆症。
2004年11月第五届深圳读书月公开向社会征集“阅读与成长”的文章，我就以《阅读与成长》为题应征，陈述我的自学经历，结果在全国1万多篇应征作品中，我侥幸拿了个一等奖，评委将我的文章题目改为《一读六十年》，又过4年之后的2008年11月，第九届深圳读书月的“一书一得”征文，我的《身边常放字、词典》又获得了三等奖。我的自学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写作不息，自学不止，此乃我之心愿。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