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G期间偷闲学 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六) 高致贤 按: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80余载,除了包括两年私塾在内的7年在校学习外,90%的岁月都处于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续前) 文G10年中的我,先在县文G办公室胡搅了半年,被造反派强令县委将我开除出文革办后,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所谓“革命组织”就被打成“保守派”,从此我就变成“顽固派”,进而成为“逍遥派”,但又不敢离开原单位。在这10年中,我有5年完全没有上班,其间除在“交待揭发组”被管两个多月后,就逍遥“革”外了;另外5年,有时被派去搞点临时工作,多数时间无事干,最多只能有一半时间上班,这就为我的自学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时间,使我自然成了“专职”读书郎。 然而,当时许多书被禁,但却提倡读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我便趁机通读了这四部书,弥补了我以前没有通读过它们的不足,有人说我以此消磨时光,我却趁机汲取古典文学之营养。 鲁迅的作品当时最吃香,我一向喜欢读鲁迅的书,便趁机细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边读边学写杂文,使我的杂文写作大有长进。我用杂文体裁写了一些大字报,讽刺了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派头头,得到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附和,被骂派中的知识人也不得不佩服我的文风犀利,有几个教师还贴出了和我杂文的评论。 当然,最革命的表现就是读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打电话时也要先读一句最高指示;开会发言必先读毛泽东语录;报刊上有毛泽东的话也要加粗字体。所以,读毛泽东的书谁也不敢阻止。就是在“交待揭发组”里的时间,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便拿出《毛泽东选集》来默读,组长也不敢干涉。在谁也不愿发言的长期沉默的反抗之中,那组长也没有办法,有时也叫我在组里读一点毛泽东的书,还号召大家听了之后写学习心得,有时还放假让大家回到宿舍里去写学习心得,使我们趁机休息。 文革期间,我将《毛泽东选集》的1—4卷通读一遍,重点文章反复读多遍,每读一篇都写有读书笔记;长些的篇章,比如《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篇什,不但篇幅长,而且理论深,必须细嚼慢咽,反刍咀嚼,一篇文章分为好几次读完,每读一次就写一篇读书心得,或做读书笔记。其间,不知从哪里传来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哲学笔记》,一共有好多章节,《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其中的两章。我就将其它没有出版过的那些篇章抄下来学习。这些笔记本我迄今还保存着。这对我以后的写作起了不小作用。 在白天公开阅读上述书籍的时候,夜里我又偷偷阅读了《燕山夜话》、《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一些我喜欢的 “黑书”,只是不敢做笔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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