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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相关…… 高致贤 这是1965年我的胞兄高致香给我的家信（附后）中的一句话。此话增强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白手起家的决心，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苗家山寨创办起农业中学（附《我去苗山办农中》于后）！此事还得从头说起—— 1958年，我从毕节师范学校初师2年级提前毕业分配的大方县瓢井小学任教，适逢大跃进，【五风一化】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各地说法不尽一致，可查档案材料）造成“三年困难”。为此，1961年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有1958年参加工作的农村户口的人员全部下放回乡当农民的要求。我也做好回乡当农民的准备。整风整社后负责学区工作的马顺清校长调县商业局任职后，我被区委指定临时负责学区工作。1961年秋，县文教局保送我回毕师带薪离职进修中师3年；1964毕业后回原单位任教。 1965年暑假期间，县里调我到文教局教研室工作，时任瓢井区委书记的张世益直接找我谈话：要求我去八堡创办区农业中学。至于我不到县里工作的问题由区委去交涉。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便去创办农中。我就背个背包，拿本《毛主席语录》，随学区指导员邓正银去到八堡公社复兴大队上寨生产队。他向大队支书李德全说：区委决定高致贤老师到你们这里办农中，工资由瓢井小学发，其余事情由你们安排，邓正银就回瓢井小学了…… 此时，大队早已接到公社通知，校舍已定在上寨生产队的公房里。该生产队42户集中住在一个村子里，其中41户是苗族。 农中怎么办？没有一分钱的开办费，除了生产队借给我们一间公房作教室外，其它一无所有。我仍然属于区中心小学编制，平时下乡，每天还有3角钱的出差费，可我到乡下办农中，“开办费”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不但不给一分钱的开办费，还因离开了本校办公，每月1元5角钱的灯油费也没有了。大队支书李德全安排我和单身苗族青年李德文同住在他那七八平方米的小茅屋中，我出棉被他出草席，同床就寝，共用一炉，各自为炊。大队派苗族贫农社员李德青和我一道建校。邓正银临走时交待：学生由区里统一招收，要求9月1日开学。 离开学时间只有12天了，李德青和我先背石头砌个灶火。田坪生产队长吴世全借给我集体食堂使用过的一套炊具；公社小学借给我一块黑板，自掏腰包买盒粉笔；大队长杨文斗借给我17块寸枋当课桌，每块木枋3人用；坐凳开始用石头代，后逐渐改为学生自带；课本由县文教局统一发送。区里安排民小教师赵钦宗来校上语文，我们就于9月1日开学了！ 学生来自全区12个公社，全部免费入学，近的走读，远的住校，教室楼的竹巴条上铺满了床，就借宿苗家牛圈楼。楼上堆满干稻草，一旦着火，就会把全村茅草房烧光，我严禁带灯。学生就钻进干草中睡觉，省得用铺盖。我到县里开会，教研室的刘郅平主任就留我在教研室上班说：反正你的工资是文教局发。但县文教局与农中的工作条件天渊之别！何去何从？我心里产生了矛盾，创办农中的意志有所动摇，便写信给家中谈了自己的想法。 当时我母亲已经66岁，没有入过学，我们兄妹中的2位女性也没有入过学，解放前，家里只能供我们弟兄读一二学私塾，致香兄和我都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取毕师才得工作的，其余均是农民，我和致香兄两人的家属孩子都是农民，致香还担任了高枧小学校长。我母亲常常心存愧意地对我们说：“我的儿女个个聪明，就是爹妈无钱抚你们读书，你们小的两个（致香、致贤）得读书，当老师，这要托共产党的福”！母亲的意见成了全家人的共识。致香兄的复信代表了全家人的意见。 看了胞兄来信后，我坚定了在苗家山寨创办农业中学的信念！坚持白手起家，学生半耕半读，我也半耕半教，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受到学生、家长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 1966年5月，县委组织部直接调我的县委宣传部工作，离开那里时，公社书记周英发和全村男女老少送我出村三四里…… 2018.9.15于深圳 注：张主任：您好。我把情况写详细一些，并提供两个附件供你参考，以便您修改增删，麻烦你了，谢谢。 附件一： 我到苗山办农中 1965年暑假中的一天，瓢井中心小学校长卢永书通知我：区委决定让我到八堡公社创办区农业中学，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 次日一早，我背上背包，怀揣《毛主席语录》和一个日记本，便跟着学区指导员邓正银去到八堡公社复兴大队。那里有本校教师余永达的女儿余兴荣在教民校，我们在她那里吃过午饭后，约起大队长杨文斗到上寨生产队去找到大队支书李德全、生产队长李德忠开个小会。邓正银校长向他们传达了区委决定让我到他们那里创办区农业中学的意见就走了。 其实，大队早已接到公社通知，校舍已定在上寨生产队的公房里。上寨生产队42户人家，集中住在一个村子里，其中41户是苗族，农中就办在这个苗家山寨里。 农中怎么办？没有一分钱的开办费，除了生产队借给我们一间公房外，其余就一无所有了。我仍然属于区中心小学编制，平时下乡，每天还有3角钱的出差费，可我到乡下办校，对我这个县学“毛著”积极分子来说， “开办费”就是自买的那本《毛主席语录》，里边什么东西都有，不但不给一分钱的开办费，还因离开了本校办公，连每月1元5角钱的灯油费也没有了，自己也毫无怨言。 大队支书李德全安排我和单身苗族青年李德文同住在他那七八平方米的小茅屋中，我出棉被他出草席，同床就寝，共用一炉，各自为炊。大队派苗族贫农社员李德青和我一道建校。邓正银临走时交待：学生由区里统一招收，要求我于9月1日开学。 离开学时间只有12天了，李德青和我先背石头砌个灶火。田坪生产队长吴世全借给我集体食堂使用过的一套炊具；公社小学借给我们一块黑板，自掏腰包买盒粉笔；大队长杨文斗借给我17块寸枋当课桌，每块木枋3人用；坐凳开始用石头代，后逐渐改为学生自带；课本由县文教局统一发送。区里安排民小教师赵钦宗来校上语文——他是贵州大学中文系肄业的。这样，我们硬是在9月1日开学了！ 学生来自全区12个公社，全部免费入学，近的走读，远的住校，教室楼的竹巴条上铺满了床，就借宿苗家牛圈楼。楼上堆满干稻草，一旦着火，就会把全村茅草房烧光，我反复交待，严禁带灯。学生干脆钻进干草中睡觉，省得用铺盖。 赵老师来后，李德文的小床睡不下3人了，我就和学生一起到教室楼的竹巴条上去铺床，没有楼梯就砍根带桠杈的木棒代用。开学之初，学生带粮带菜，每天凑米集中煮饭，蒸熟之后分饭吃。开学后，我们首先种菜，渐渐用集体种的蔬菜统一做汤了。我和赵老师开锅，他的口粮由区里从救济粮中解决，但无副食供应，我每月有4两菜油供应，与赵老师同吃，平时我们就自己卤酸菜吃，一个学期下来，还剩下5两多菜油送给苗家五保老人陶幺奶。 村子里家家养狗，我们去挑水必须3人同行，中间人挑水桶，前后2人当保镖，各持棍棒防狗咬；但只能防而不能打，打了就会影响民族团结。星期天，我带学生到十多里外的石板公社去背煮饭煤，得到县劳模李昌喜的减价照顾。 我们实行上午上课，下午生产。以开荒种地为主，兼打毛栗、割茅草、参加当地修公路和修筑水库等有偿劳动。公社指给我们一片荒地，公社书记周英发亲自借几头牛来带我们犁荒田。学生都是来自贫下中农的劳动力，还有生产队会计，生产劳动管理有一套。 第一次“半耕”是打毛栗。季节尚早，毛栗球张口的还不多，没有手套，镰刀又少，只好打下毛栗球果用脚踩，或用石敲，取出宝石般的栗籽，谁都想尝几颗鲜，我也尝了一颗。我说：“我们先忍点嘴吧，看看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有多少？”全班学生就不吃了！ 次日上街，全部毛栗卖得3元多钱，买了一担木粪桶和一个粪罐，还剩两角多钱，这便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笔收入。 时值金秋，满山是宝。我们利用每日下半天劳动的时间，边垦荒秋种，边割茅草边打毛栗，又卖得30多元，已超过我的月薪不少了。我们又买了一头小母猪。卖主知道我们的钱来之不易，让价3元。当时尚无“优惠”之说法，反正他公开少收我们3元钱。我们自己筑土墙、盖茅草，修了一间八平方米的畜圈，关猪，也可关牛。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故在教室挡山边修此敞畜圈。 当时区里正在复兴大队修凉水井水库，我们带学生去挖土方，按方计价收现金，学生各挖土方各收钱，学校一分不提留，比在生产队劳动划算，所以，一些有文化单身社员都想去农中读书。 县林业局要在乡下建杉苗圃，区和公社为我们联系到这笔活儿。我们从垦地、制种、育苗、管理全包干，共收入300多元。大队党支书李德全帮我们买了头大黄母牛，用于耕地、产崽。学校又有了一笔大财产！ 猪牛是要吃东西的，学校初建，又无饲料，只好在劳动时安排几个学生打猪菜，割牛草。加上师生51人自炊的那点点少得可怜、淡得见底的淘米水饲养，它们和我们一样过得很清淡。我们两个教师，每月才有我的4两菜油供应，极少吃上猪肉，却把那猪、牛喂得胖嘟嘟的。 多数学生走读，少数学生和我们住校。住校生天一亮就外出捡野粪。我和赵教师负责饲养猪牛。每天清晨，我们一个在家（与苗家单身青年李德文同住茅屋内）挑水煮饭、改作业、喂猪；一个放牛上山、捡柴禾还要兼备课。上午上完4节课后，下午或开垦荒地，或搞小秋收，我们又和学生们一起赶着牛儿上山坡，朝夕与牛相处，与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牛是我们亲手劳力创收来买的，且又是我们学校“半耕”中不可缺少的，故尔我们对牛的情感，有如骑兵与战马一般，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我们与牛的这种感情的。我们对牛的感情深，还因为我们需要役牛。公社划给我们一批二耕地，我们自己垦了荒均需役牛耕翻。学生都是全劳力了，学校不交公余粮，也不搞“人七劳三”分配，劳动评工记分，全部“按劳分配”。虽是半耕半读，后来赵老师告诉我：第一季秋收分配就人均分粮250多斤，相当于一般生产队的农民分配数量。 那里的交通之难，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生产队里牛马多，只有两条小路进出，路面经牛马踏成均匀的泥水坑，坑沿几乎如铁路轨道，晴天坑内泥水少，坑沿就干，人可踏着坑沿走；雨天坑水漫无沿，只好涉泥水走路，我们天天奔波于其间，常是一天穿破一双新草鞋。我们有时还得白天夜晚都在走。为什么呢？虽然处在生产队，但作为一所区办农中，无疑成了公社文教中心，文化工作也得抓。 八堡公社组织文艺汇演，大队支书请我们去参加，想不到我在毕师进修时学到的文艺表演在这偏僻边远的苗家山寨还派上了用场，我们便组织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我写了个《少生优育 子女成才》的话剧，指导学生排练，加上一些演唱，我们夺得公社大红旗，大队支书很高兴，要求以我们学生为主，从各生产队抽调青年文娱积极分子参加，成立起复兴大队文工队，由我为他们创作节目，并教他们排练，每周一、三、五晚上到学校来学表演，带他们不定期到全大队各生产队演出。我们与苗家兄弟姊妹亲如一家。苗家的猎狗也不咬我们了。 苗族五保户陶幺奶的房子漏了，我们割茅草为她盖上，安排刘泽芬等两个女生住在她家，课余她们也与老人说说话，帮老人办办事，实现余缺互补。 那里的苗族都是妇女背水吃，男人们不关心用水问题，村南有个好水源，但没有好水井，我便组织学生为村里砌了一眼大水井，并砌上“歇坎”，铺好背水的路面，赢得苗家妇女的频频赞扬！ 村子里有十多个无钱入学的苗家儿童，我们便将他们组织起来，每天下午我们带学生上山劳动时，留一个学生在我们的教室为孩子们上课。没有教材就用农村扫盲课本，社员们对此也十分满意。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将自己的办学过程和自己的体会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我的母校——毕师，旨在向辛勤培养我的师长们汇报，谁料此信却意外地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同学告诉我：学校将我的信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学校公告栏中，让全校师生学习讨论，藉以激发同学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巩固专业思想。 1966年5月，我接到调大方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通知，便到各苗家去告辞，为防他们集体为我送行影响生产劳动，故未告诉他们我的起程时间，想趁生产队出工的时间悄悄离开。我们教室隔壁的李奶奶讲不了几句汉话，但她慈母关心游子一样随时关注我，每天要到李德文的窗前来看几次，如果看到我，她叫一声“哥哥”就转身了，如果一天看不到我，她就要问赵老师和学生们：高老师去哪？ 临行前，李奶奶煮几个新洋芋为我饯行，我流着热泪告诉她我离校的时间，另外就告诉公社书记周英发。那天，周书记特地赶来为我送行，以为这就不会影响社员们出工了。 山寨的清晨静悄悄，我们快步走出村寨，才欢声笑语，互相鼓励着前行。谁料刚翻过村子东北面的小山口，即将走上公路之时，忽听小路旁边的白桦林中一声“款呆木噢”（苗语：老师走了之音泽），便奔出男女老少百余人，把我一下“截”住。李德文等几个苗家小伙子一下把我抬了起来，又是“哦嗬”又是笑。原来他们窥探到我次日起程的秘密，知道我又不让他们送行，才由大队支书李德全和生产队长李德中带人先到我必经之独路口上打下“埋伏”，一定要送我起程。 边谈边走，边走边谈，对于年轻的，我顾不了许多，可对年长我者，我都一一道别。一小时过去了，还没走出二里路，我劝他们不要再送了，也是白搭。请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出面劝他们回去也不起作用。于是，我便来了个“绝招”：坐在路边不走了！他们又唯恐耽误我到县委报到的时间，反而催我快走。我说“你们这样簇拥着我，我能走得快吗？”佯装我不走了，也不回去，就“静坐”不动了！僵持一阵子后，通过“谈判”，双方协议：大家送我到一碗水垭口上，再由李德文等10位农民和朱达发等10个学生送我到12里以外的瓢井区委报到。 协议生效后，我才发现他们为何一定要送我到一碗水垭口？那里地势高，前途开阔，我走出一里多路，回头看见大家还在那里目送着我，我的热泪又不知是当天的第几次涌出来了。为不影响他们回去上工，我一硬心肠，头也不回地前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城贴出揪斗我的大幅标语，消息传到八堡苗乡，复兴大队便派出已任支书的李德中和生产队长吴世全，长途跋涉百余里，专程进城来看我。他们对我家人说：“谁敢欺负我们高老师，我们就要带着苗家打猎队伍进城来保护他。”我县曾有几百人扛着猎枪，抬着一位苗族区委副书记向造反派示威游行的先例，我怕他们把问题闹大，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他们提出接我回去教书，农中有瓦房给我住，工资不少一分，还划一份自留地给我。我讲了许多好话，才把他们劝回去。 40多年过去了，当年苗族父老兄弟姐妹们送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细心呵护我的安排，使我久久地，久久地难以忘怀！ 41年工龄退休，认真回想起我的工作历程来：最艰苦的生活是创办农中那九个月，最能自主工作的也是那九个月，创造一点实绩的还是那九个月，最有意义的终于是那九个月！ 那九个月比我在文联工作8年的意义高百倍。 我先后当了不到5年的正式教师，学生和家长们给我留下许多深刻印象，觉得当教师比当公务员最能干实事。 附件2：致香兄来信 致贤弟：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几天了，所说一切，读后尽知。你的想法和说法是正确的。革命青年应该如此对待革命工作。一切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就在那里扎下根子，开花、结果。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县和区的问题是领导之间的问题，以后怎么解决就怎么执行。不管在区、在县，只要把党和人民负（赋）予的工作搞好，就是非常光荣的。要不然，为名为利，苟且偷安，就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卑鄙的。你说对吗？ 现在告诉你，我们家今年几家都要补口粮款，我的大约要补一百九十多元，哥哥们每家都要补二三十元。看来是有困难的。不过，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听党的话，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近来家中老幼都很平安。我本早给你回信，因我们学校的修建正处在紧张的施工阶段，白天，一早就要到工地和工人们安排工作、收木料。晚上一、三、五要领导老师们学习，其余有点空间，又要算账。好像忙不过来。日推一日，直到今天深夜才给你回信，请原谅。以后工作如何处理，希再来信。好了。 兄致香 1965.12. 2018.8.29录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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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31 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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