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文学史节选：第八编 现当代散文

贵州老高

黔西北文学史节选：第八编  现当代散文

概述

中国现代史上的贵州，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民国，从1911年至1935年14年间，贵州军阀割据，兴义系军阀刘显世、王文华、袁祖铭等相继主政贵州，1926年后桐梓系军阀周西成又夺取政权，周西成战死后毛光翔继任，政局动荡，匪患频生，治安混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贵州的落后、黔西北的落后，力图唤醒民众，改变现实，周素园、余达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周、余二人都是横跨三个时代的人（晚清、民国、当代），思想上经历了旧时代、新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洗礼，文学上融汇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元素，带有非常明显的新旧融通痕迹。作为彝族诗人，余达父是黔西北最早接触外来文化，并成为法律界资深人士。周素园积极投身革命，成为黔西北现代思想先驱。他们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激流勇进，驰骋于政坛、文坛，且卓有建树，不愧为黔西北人的骄傲。

在黔西北现代史上，周素园与余达父是“双子星座”，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青年时出于同一师门，具有救国救民的理想壮志。目睹列强肆虐、清廷腐败、民生凋敝的现实，他们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纛，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人民革命洪流，成为黔西北现代史上的革命先驱、思想先驱和学者、文学家；两人都是贵州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对黔西北人的影响很大；余达父长于周素园近10岁，且两人交谊深厚，性格上，两人都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学术上，周素园精于研究历史、政治，余达父擅长研究经史、法律；文学上，周素园偶有诗作，而精于散文；余达父少有散文，而精于诗歌。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文坛影响最重要的人物是鲁迅和梁启超，那么，对黔西北文坛影响最重要的人物必定是周素园和余达父。艾筑生《20世纪贵州散文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认为：“就中国散文的创作而言，近百年的创作实践，大致也就在遵循梁氏理论与有所不同的文学主张间移动。因为散文这种文体，强调真实。又因为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实践，一直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等的精神压迫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强调表现‘大我’，实际上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张扬梁启超的文学主张。”（见该书第4页）周素园一向敬仰的文学前贤是章太炎：“以视太炎，譬培塿之望嵩华也。生与太炎并世，吾辈自当搁笔。”（《周素园文集自序》第55页）散文风格上，与周素园同时代的好友王子俊认为他酷似桐城派古文。其所作《杨欣姑哀词》被王子俊誉为“别来几日，居然桐城派！”《20世纪贵州散文史》还列有专节介绍周素园散文，这说明，周素园散文在贵州散文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949年底，黔西北各县相继解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而文学创作却落后于现实。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其内容之一便是探讨创作落后于现实的原因。随着全国文艺形势的发展，毕节创办了《毕节大众》，一些县也创办了县报、文艺工作者以此为载体，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散文，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内容是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写英雄人物，控诉旧社会的苦难。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繁荣的正确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黔西北的文艺创作出现了别开生面的崭新现象。苏晓星、谈治华、陈绍炎等人的散文常见诸省内外刊物，谈治华的作品《二秀出嫁》被重点刊物《红岩》刊发而轰动一时。

但是，正当文艺界“百花齐放”的局面初露苗头时，1957年6月，全国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号角，文艺战线也和各行各业一样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一批著名的作家被打成“右派”。毕节地区上述谈治华、陈绍炎等进入“右派”行列，其文艺作品成了“毒草”，遭到批判。贯彻“双百”方针后刚刚兴起来的繁荣局面被政治斗争的方式压下去，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被严重混淆，政治标准代替了文艺批评标准，大批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成为打击对象。

1958年，由于党中央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造成了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文艺领域中，自上而下动员，大搞集体写作就是明显的标志，由于不适当的夸大，有的地方竟然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口号，要求“人人动手写”、“每县出个郭沫若”，大搞创作指标，“放卫星”，形成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绝对化，片面追求数量，违背精神生产规律的做法，导致假、大、空和粗制造的作品出现。1961年，正值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大困难时期，人不能食饱，更谈不上精神食粮，全国很多刊物停办，黔西北的刊物同样消失殆尽。待经济刚恢复几年，1966年，“史天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一时期的“文艺”可谓闹热，就毕节而言，报刊有铅印的、石印的、油印的，《四·二战报》、《捍红报》，两派报纸对垒辩论，其散文多为批判文章，先批文艺界的邓拓、吴晗、廖沫沙，随之便矛头直指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出现了林彪反党叛国集团，批判文章又多为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孔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笔又直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十年时间的批判性文章，从中央批到地方，从现实批到历史，大字报、批判文章是“文革”十年的文化特色。因为政治运动，一位文化名人戴明贤走进了黔西北，他在大方县百纳中学任教8年之久，对黔西北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另有大方本土作家高致贤，可谓著作等身。但那时写出的文章很不容易得发表。据高致贤回忆录：“1966年6月，我从农中教师调任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士。一天，部里收到某文艺编辑部寄来的一首诗歌，字迹特别工整，诗的内容也不错，该刊物拟发表此诗，特寄给县委审查签署意见。我以为能够发表就发表了嘛，寄去寄来干什么，何必多此一举。部里的老同志听后一下严肃起来：‘小高，哪象你想的那样简单，你到党委宣传部门来工作，就不要象以前那样随便发言了，你知道吗，发表作品是由谁占领宣传阵地的问题，不是谁想发表谁就发表，我们宣传部门就要为党委把好发表作品的政治关，具体工作就是要先对报刊拟发表的作品进行政审，看作品内容有无违背党的大政方针的地方。如果作品没问题，那就要查作者一贯的政治表现，只有作品和作者都过了政治关，我们签注意见后，编辑出版部门才能发表……就以你才看过的这篇稿子来说吧！编辑部拟发，你认为很好，我也觉得可以，可以发表，文章本身没问题，但你了解作者的情况吗？即使你知道作者的现实表现，你还了解他的历史吗？所以，还须对作者进行审查。这样吧，这个工作就由你做。怎么办？他是在职人员，你可先到组织人事部门调查他有无历史问题，没有历史问题呢，再找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调查他的现实表现，而后由部里签署意见寄回该刊编辑部。”他的回忆一点不假，那时发表作品的确难。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黔西北文化逐渐复苏，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黔西北文化才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80年，《高原》杂志的创刊，标志着黔西北文学创作进入新的天地。小说的繁荣是黔西北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特点，相反，散文创作则显得有些寂寞。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对政治的格外关注，而小说则以其能涵盖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复杂的现实生活这一特点被广泛运用，诗歌也因为它抒情的直接而成为作家们喜爱的表现工具。散文则不同，它是一种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真实是散文的基本要求。独抒性灵是散文审美的重要标准。由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尚未开放，写作观念尚还审慎，所以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成就不大。但有几位散文作家依然值得关注。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积累，90年代黔西北散文成熟起来。这一时期，黔西北散文呈繁荣之势，散文的创作水平较高，出现了象游孟宪、傅立勇、陈虎、彭澎等在区内甚至省内都颇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参与到散文写作队伍中的人也很多，表现题材也空前广泛起来。黔西北散文的勃兴，有如下原因：第一，散文作家们的知识涵养普遍提高，如刘群峰、游孟宪、傅立勇等人，他们有的毕业于名校，有的则在高校任职，起点高，路子正，和文学关系紧密；第二，九十年代，文学氛围浓厚，黔西北散文作家也受到影响，许多作家把创作当成人生理想来追求，所以，这一时期的散文品质一般都比较纯正。第三、毕节地区文联成立，作家创作活动进入有序状态，《毕节日报》在90年代扩大副刊，《毕节晚报》创刊，威宁县《草海》文学刊物创刊，赫章县《樱桃园》、《双河》文学刊物创刊，毕节教育学院《桦林》文学刊物创刊，散文作者的发表园地增多。这一时期散文成果丰硕，出现了一批散文集，如傅立勇散文集《冷面真情版》，游孟宪散文集《捧书入眠》，陆有斌散文集《山间纪事》，陈虎散文集《西门集》，王明灯散文集《神游》，彭澎散文集《酒中舍曲》，刘靖林散文集《天上没有九洞天》，一大批散文集的出版，标志着黔西北散文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一批新的优秀散文作家，如黄莉、徐渠、万莉、周玉洁、韩棹渭、李永喜、彭玉祥、胡大为、罗勇、丁炜等，散文创作风格渐趋于平和，但新的散文作家风格较为单一，大都喜欢表现琐碎平凡生活，小资情调有泛滥之势。新老两代作家散文，品质差异较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散文是黔西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现了当代黔西北散文作家的地域文化意识，表明了黔西北散文在当代文化语境之下散文作家们独立的姿态和现代文化精神，推动了黔西北文学继续向前发展的进程，凸显出黔西北人的文化特质。黔西北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它的文化地位和文化角色的定位，需要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独特劳动得到外界认可，而散文创作队伍是其中不可忽视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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