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崇文公非彼崇文公 再为高郢和高崇文的父子关系正名

贵州老高

此崇文公非彼崇文公

再为高郢和高崇文的父子关系正名

高致贤

　　此前我发表了《为高郢和高崇文的父子关系正名》一文后，引起一场论争。分歧在于唐朝有“墓碣铭”和“神道碑”分别刻录了一位高崇文的身世及其家人姓名。可是，在“墓碣铭”和“神道碑”这两碑铭上的高崇文，除了他俩的姓名相同外，曾祖、祖父、父亲、儿子的名字都不同，儿子的数量也不同；妻子的姓名更不同。但是，有人硬说“墓碣铭”上的高崇文的父亲不是该铭上刻的高郢，而是“神道碑”上那个高崇文的父亲高行晖。理由就是“神道碑”的高崇文的父亲是高行晖，“大通谱”上都是这样认定的。所以认为“墓碣铭”上的高崇文的父亲是高郢是错的，必须改为高行晖！

还以教授、专家、研究生等权威来强求“墓碣铭”的高崇文的父亲高郢改为“神道碑”上那个高行晖！如此霸道的所谓研究，不是有点黑恶行为之嫌吗？我给他们戴的这个帽子是不是大了？

让我们来看看“墓碣铭”和“神道碑”上分别清楚地记录两位高崇文各自五代人的名字：

　　“墓碣铭”上的高崇文的曾祖：仲舒，祖：达夫，父郢，高崇文貞元十三年丁丑娶蔡氏，有賢行。十六年庚辰（800年）正月初四日寅時生子名承簡，十九年甲申（804）八月初二日辰時生子名承業；

“神道碑”上的高崇文的曾祖：艺，祖：夔，考：行晖；其夫人董姓，汝州长史同珍之女；嗣子士政、次子士荣、季子士明。夫人董姓，汝州长史同珍之女，正位中阃，佐佑仁贤，翟茀未荣，鹊巢空在。春秋三十有一，以大历十有四年五月一日终。元和三年追封郇国。洎兹启殡淮右，从公于居。嗣子金紫光禄大夫行思王傅上柱国上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士政，次子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士荣，季子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士明。他的三个儿子受封之名也是士政、士荣、士明。

　鉴于“墓碣铭”和“神道碑”上的高崇文的曾祖、祖父、父亲、儿子的名字不同，儿子的数量也不同。还有他俩各自的妻子的姓名都不同。再看路加教授2018年4月4日在吉安考察时，对皈仙谱进行查阅和研究，认真思考后，对于提供谱书的高怀智、高书仕和陪同他考察的高超群、高公仆、高承中、高鹏等说：“皈仙谱资料十分珍贵，崇文公以下世系清晰可信……”（见2018年《南平皈仙高氏信息报》）。既然墓碣铭上的“崇文公以下世系清晰可信”，那么墓碣铭上那个崇文公的儿子的数量和名字都与神道碑上的高崇文的儿子的数量和名字完全不同。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两碑铭上的高崇文不是同一人，而是同名人！为什么呢？常理告诉我们：同名人不会同父亲，父母绝不会给两个儿子取一个名。

可是，有人硬说“墓碣铭”上那个高崇文的父亲是高行晖，不是高郢，还在大通世系表上把墓碣铭上的那位高崇文的父亲改为高行晖。

为此，我再次认真阅读了从御制谱开始沿袭几百年的十修皈仙谱，都是以高崇文为始祖的，记载高崇文的父亲都是高郢。于是，我提出神道碑上的高崇文与墓碣铭上的高崇文不是同一人。理由已前述。古今中国的同名人数不胜数，在一个宗族里同姓名的人也很多，在我们高姓谱碟中，仅我所知，古代的高崇文就有《中华高姓大通谱.泉溪支谱》上的三位（其中包括“墓碣铭”的高崇文）：第一个是第45世的高崇文，其父高偘（kan）。第二个是48世的高崇文，即是皈仙派始祖，其父高郢；第三个是71世高崇文，泉溪8世，其父高陞。还有安徽万贵支谱中的高崇文，其父高熹；神道碑的高崇文，其父高行晖等五位。谁敢说这些高崇文都是同一人？而且还要将他们的父亲统一认定为其中某一个高崇文的父亲呢？

谱书或碑文记载，上述五位高崇文的父亲的名字都不相同。他们各有各的父亲，谱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我们绝不能胡乱地将这位高崇文的父亲说成是那位高崇文的父亲。更不能认为几个高崇文的父亲都是“神道碑”上的高行晖！

高崇文这个名字在全国高姓族中不少，他们只是同名人。同名是不会同父的。各支系有自己的家谱，家谱不会把父子关系写错，两代同名的人偶尔会有，如果要把前述几位高崇文的父亲名字统一为其中某一个高崇文的父亲的名字，真是荒唐至极！

这里再强调一次，墓碣铭上的高崇文只有承简、承业两个儿子。神道碑上的高崇文有士政、士荣、士明三个儿子。说明这两位高崇文不是同一人。根据同名不同父的实际情况，凡同姓名者，各有各的父亲，墓碣铭上的高崇文绝非神道碑上的高崇文，岂能张冠李戴，彼父此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各支系老谱中的高崇文就是各支系的高崇文，不要牵强附会地认为所有老谱中的高崇文都是同一人。否认墓碣铭上的高郢与高崇文的父子关系是没有道理的！

2019.5.18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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