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考师范学校？

贵州老高

我为什么要考师范学校？

高致贤

我为什么要考师范学校？这还得从我两年多的私塾生活说起——

我在入学读书的起跑线上输得最惨：一般来说，就是在学校当学生的时间才算学历，可它又不完全等于我的学历，因为我的学历很特殊——

旧社会入学要到7岁，因方言中“六”与“绿”同音，人们就说：6岁入学就会“绿眉绿眼”（痴呆状）的，我是1937年出生的，所以到1944年我才到熊家庄熊德益办的私塾中去拜孔圣人正式入学。

当时的私塾是一年读一学，即正月十五开学，十月初一放学。此期间没有星期，也没有假期，只有三月清明、五月端午、七月半、八月十五各放学一天，其余时间都在校读书。

全堂学生十余个，各人读的课本不相同，有读发蒙课本《三字经》的，有读《大学》、《中庸》等“四书”的；我读的却是新学（政府办学统一用的）课本。可是只读语文，没有学算术等别的学科；每天的学习任务就是：老师（当时称先生）教读一篇新课文，而后各自诵读。

读熟了，次日上午把书交给老师看着，学生车过身子，背对老师，背诵头天教的课文，能背诵了，老师随便指认课文中的几个生字，若认得了，就算过关，先生教新课，教会读了，就由学生自己去读。如果头天教的课文还背不得，或只背得课文认不得字的，就继续读，直到背得课文认得字了，才给教新课。反之，如果你一天能背诵几篇课文，且又认得文中的难字，先生就给你多教几篇新课。一间课堂里，同时传出读各种书的声音。我因学前已熟读《千字文》，一年级的国语课本我不到两个月就背完了，字也是全认得的，于是，先生就说我是什么“神童”，还把我的生日与观音联系起来，对我实行免背书，免认生字，新课也由我自己先读，如有认不得的字才去问先生。先生还让我当他的“助教”：帮他检查其他一些学生背课文，认生字。

每天中午还要写一篇大字，根据学生水平，最低是老师手把手地教“填红”，有写蒙格的，有写跳格的，有临帖的；并在大字行间写小字，反复写上课文中的生字，藉以巩固已认识的生字。我一开始就写蒙格，很快就写跳格。

熊德益老师的书法不错，教学认真，被家长们公认为好老师。可惜刚教了我们不到一年时间，他家住房失火，学也就停办，我就失学了。

1946年，有个叫韦应华的先生，又在垭口场的碾房里团了一堂学，我又到那里去读了一年。私塾的教学都是一个模式。我己读到三、四年级的新学课本了。而四年级的课文排版是将正文排成大字，在各个生词后边接着排小字注释。老先生不知小字是注释，要求我当成正文背诵，这就降低了我的读书进度。因为他要种田和自己煮饭吃，他也让我当他的“助教”。有个学生叫高宗选，比我大5岁，是我的堂侄，也很聪明。他已经读到四书中的《先进》了，背书认字也是一流的，也被免打手掌了。

一次“月终总考”，他对本月所教的新课倒背如流，生字也难不倒他，我想打他的手掌来逗乐。他背书时，我发现他的书上有个印刷变体了的“不”字，就是“一”字底下一个“个”字。让他背完书之后，我就写那个字考他，他认不得，我便打了他三个手掌；把他打痛了，才在书上翻出那个字给他看，原来是个“不”字。他去告老师，老师也没有责怪我，他也把我这个小叔没办法。几十年后我与他谈起这件事都还好笑。

在上述一年多的私塾中，我一直读的是新学课本，但没有读过的《三字经》《三字幼仪》《百家姓》，我全背得，连四书五经中的《大学》等一些章节我也能背诵，因为学生同室朗读，等于他们教我。故我可以当先生的“助教”。

1948年初，高枧老街上办了个私塾，从毕节水洞请来个新学毕业的潘老师，我和我幺哥去插班。我幺哥读初一，我读四年级，都只读语文而不学算术。我们寄宿于新街上的亲戚刘三婶家，我们没有行李，我就同她那比我大一岁的小儿子刘祖裕同读一班同住一室，同一床睡。因为三婶的五儿子刘祖英时任高枧的保长，我们就不担心被抓兵，否则，是不敢离开家乡去读书的。不过，时临解放前，国民党已兵慌马乱，一学期没读完，学校就散伙了，从此结束了我断断续续的两年多的私塾生涯。

从此一直在家放牧、种地兼自学，一直到1956年我到显母民办学校恶补两个月算术就以同等学力考取毕节地区师范学校初师。凭我的数学考试成绩要读县里初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报考师范学校呢？一是读私塾发蒙就拜孔圣人，教室就设在她家堂屋中。开学教育，老师就指着他家神龛给我们讲至圣先师孔子的伟大。在家里我父亲就教我们要遵敬老师。加上当年初我哥高致香就考取毕节师范学校师训班。自己带一套铺盖就入学，什么费用都不交，连伙食费都是国家包了，就读毕业分配工作。这就适合我家无钱的需要。理论与实际都让我只有读师范学校了！

2024.5.26于深圳

游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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