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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她廾余载，终见于深图及补找该书记 高致贤 昨天——2007年3月24日，我终于找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她——我进入文学史料的杂文《农村致穷道路纪略》了！ 严格说来，她是我的杂文处女作。当时我主要学写新闻，偶尔写点诗、歌词和小品文，本篇拙作，我是1979年初以新闻之实、小品之味投向《光明日报》，2月17日便在该报“东风”副刊上以《这种领导方法应当抛弃》为题发表了，同仁们说是杂文，我也说她是杂文了。大约是1983年，我在报上看到《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编》的“征文启事”，便寄去4篇已经发表的杂文。很快收到曾彦修主编来信。信中退回其余3篇，表示“拟留用”此篇。尚不知“大系”属于文学史类之我，还埋怨编辑为何不多留两篇。1985年出席北戴河全国杂文研讨会期间，与《光明日报》副刊部的盛祖宏言及此事，他问我写了多少年的杂文。我说才学写。他十分惊讶地说：“我编了20余年的杂文报刊，发表的杂文也不少，也才有一篇进入初选。你才写作就有一篇入选，已属很难得，祝贺你了！那是文学史，你还嫌少？”当时我还以为他有些夸张。到昨天我看到该文集时，看到林默涵、华君武等名家都只有一篇作品入选，我释然了：全国性的一本文学史料，能有多少容量！我能入选一篇，已属编辑厚爱和我的幸运了！ 从1983年收到“拟留用”的复信开始，我就自己和托人寻觅这本书，可一直没有找到。从网搜索出该杂文集已于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北京出版，但我托亲告友加上自己访了好些书店都未买到，可我一直没有放弃寻觅她。昨天到深圳市图书馆查到。但她已属于“特藏图书，概不外借”了，在馆内的特藏服务部才能阅读，且要办理特别读者证。我几经努力，重新办了一个“读者证”才得与她见面。方知该“大系”的总顾问：周扬；总主编：陈荒煤；副总主编：冯牧、李庚。其中，“杂文集”的主编：曾彦修、秦牧、陶白。集子全名已改为《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我的文章在第60页上，题目已改为《农村致穷道路纪略》，集子名和我的文章题目均有所变动了，但因我未看到该集之前，介绍的还是我的杂文《这种领导方法应当抛弃》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编》。好在文后附注说明［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2月17日。原题《这种领导方法应当抛弃》］ 附一：《农村致穷道路纪略》 我曾参加过几次农村工作队，每到一个生产队，了解那里农业生产落后的原因，以阶级斗争为前提，具体化为一个公式：一、有几家地主、富农和几个四类分子；二、有几家富裕的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农民；三、有几户侵占集体土地的贫下中农和几个搞家庭副业的社员；四、有几个右倾保守的队干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也有一个公式：如果有四类分子，不管情况如何，首先抓来斗争一通，以发动群众；如果没有四类分子，就从富裕农民身上着手，批判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以教育农民；有的生产队很穷，找不到富裕农民，就找谁家在自留地、荒地边多种几窝庄稼，批判他们破坏集体生产，挖了社会主义墙脚；以上原因都找不到了，就必定是队干部右倾保守，加以批判撤换。这样，运动结束时，总结经验，仍然是一个公式：狠抓了阶级斗争，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制定了发展生产规划。可是，规划管规划，生产照样上不去。第二次运动一来，仍然按照这个公式大批大斗一番。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有的生产队全队社员轮流当过生产队长，还从别的生产队调骨干来加强，仍然搞不好。这种运动愈搞下去，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愈是受到打击，生产愈是下降，农业现代化永无实现之日。 这种领导农村工作的公式应该彻底抛弃了。现在，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不要再把什么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去领导农业生产。各级领导应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发展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认真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迅速发展农业生产。 附二：再找该书的记载： 我得到一个重要的阅读条码号 高致贤 今天（2024.8.29）我到深圳图书馆找到查找我的杂文发表于“新文艺大系”的书籍，服务员给我认真查找。而且把【“条码号”0285681】、【索取号】L206/302/5:8 6楼《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写给我们（见图），让我女儿凭身份证办理的证明去找那只能在该室内阅读的特设阅览室阅读。 我们不能带包进入的那个阅览室后，比我前一次去阅读的时候宽敞多了。我在那里坐了大约20多分钟，只有5个人在那里阅读，空坐位占90%几。但有电脑供用。看来，在那里阅读的大多是文、理科的科研人员。 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都在为我我查找我要看的书，最后，他们告诉我女儿：这本书他们是有的，但他们已经在龙华新建了深圳图书馆的北馆。这本书分放到那里去了。 我想复印文章，还得去他们的分馆才行哩！ 2024.8.29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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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1 0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