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文革日记录发第七章 之 5

贵州老高

高致贤文革日记录发第七章 之 5

1973年9月16日，周日，阴雨。

走完与金沙县毗连的黄泥、雨冲、雨革、和平4个公社后，按计划我们就要进入长石区了。

长石在县城最北边，它与四川古蔺县和贵州毕节县、金沙县接壤。该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建起官田、新源和锅圈洞三大水利工程，结束了长石人民“要吃大米饭，除非二辈子”的无田历史，曾一度成为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全国妇联会议曾到长石召开，它比山西昔阳大寨出名得早，可惜毁于1958年的虚报浮夸风。但要从沙厂到长石，还需再经百纳区过渡一下。故尔今天我们又巡回到百纳区的星宿公社。

该公社里没有人值班，我们便到星宿小学看看，少先队工作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星宿小学里有熊、傅夫妇两位老师是赵洪恩的中学同窗，傅老师又是我的小同乡，我们便住在他们家里，吃喝方便，说话无拘无束，使我们获得不少“内参”。那时公社上班根本不正常，县里两派斗争的观点已影响到农村，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两项任务中，革命往往强奸了生产。公社小学的校舍也很破旧。

回忆到此，我不禁想起10年后我再赴百纳区采访时，县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李志远正在那里处理星宿小学校舍垮蹋事故，他表态由县财政拨款几万元重新修建该校舍。学区辅导员杨XX老师当着李志远的面高度赞扬了李县长如何关心教育工作的“丰功伟绩”后说：“高老师，请你写篇李县长关心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报道。”我说“这不好写吧。”李志远一笑，便向杨说：“算了，杨老师。高老师是不会写我们（当官）的。”我说“那到不一定，因为钱是国家财政的，批准拨款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职责。如果是你个人捐资，不要说几万，就是几百也可发一条简讯。我还写过你父亲的人物通哩，是不是？志远！”李志远回答：“是的，我父亲读那文章时，感动得哭了！”我接着说：“幸好校舍垮塌那天是星期天，没有产生伤亡事故，如果是在上课时垮塌，那我真要写篇大报到了！不过呢？……”

话又说回原处，因为第二天我们要赶到长石区，崎岖山道漫漫，路滑泥泞难行，我们便在学校里好好睡上一觉，未去公社等人了！

1973年9月17日，周一，雨。

山雨不断，路滑泥泞，山近路远，我俩择捷径奔长石区的东南边远片区。这个片区包括大山、施梨、松鹤、柿树4个公社，离区委所在地有六七十里，离县城就更远了，实属又一个天高皇帝远的高寒山区。前文中所写的油杉河的源头就在施梨、大山。这一带常有虎豹野猪之类的大型野兽出没，60年代的施梨公社书记李志全在去公社途中就曾打倒一只老虎。森林资也很丰富。

有人民代表提议在那里建个区，以全县公社所在地海拔近2000米的大山公社为主，取名大山区。有人民代表说：那就是个极贫区。因而未建成。

循着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我们穿过大山边境，路过施犁一角，终于赶到松鹤公社。公社设在一个十来户农家的小村子里，村前有一株很大的香樟树。比起之前我到过的仅有公社、学校、分销店三栋孤零零的草房的施梨公社所在地来说，这里算是比较热闹的地方了！

这些边远公社，平时在公社很难找人办事，当天我们有幸找到了分管青年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时，他正忙带人去为公社武装部长家迁居“烧锅底”。见我们到了，他也不便立即走。我们也不难为他，只请他为我俩安排个住处就行了。

当时公社尚无招待所，大多数公社所在地没有街道，因而没有旅店。我们下乡就是同公社干部挤着睡，多是三个人挤一床。他们那里当然也无私人旅店，我俩就约定和那位副书记一起过夜了，幸好他是个男的。否则又难办了！之前，县里一个工作组临时到沙厂区办事。区里让妇女干部按名单安排县工作组员与区干部同宿。有个叫蒙世英的被区妇女干部安排与自己同住，当那妇女干部点名安排完其他组员的住处后，最后叫“蒙世英同志同我睡”时，惹得县工作组员轰堂大笑。此时，她才看到蒙世英是位男性，弄得双方十分尴尬！

话又说回来，乡里无水无电，不说找人了解情况，连想整理资料也不行。当那位副书记喝得醉熏熏的回来时，我们早已入睡了！第二天从他支支吾吾的汇报中得知，那里根本没有开展青年工作。

1973年9月18日，周二，雨。

冒雨来到柿树公社。这里的老地名叫柿窝，一个产柿子的山村，没有街道，公社设在村寨之中。这里上班较为正常些，得以向公社党委领导人汇报我们的来意。

但在事后的个别交谈中，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很不了解，深感郁闷。以为我们在县里工作，了解上面的情况多。不时探问：这种老老实实干工作的人受气，偷奸耍滑的人吃香的局面到底要搞到什么时结束？我们本有同感，但我们不敢正面答复他们，只有模棱两可的叹气。为什么呢？人心难测——

此前我到该区所在地的长石公社去采写长石民兵连的先进材料，拟报为毕节地区民兵先代会的大会发言材料。当时我在县革委宣传组工作，主要负责写材料。县里开完三干会后，时任长石区革委主任、区武装部长的聂忠成就请我同他一道去采写。到了那里，我听民连长刘XX的汇报后，就分别找一些青年民兵核实、补充先进事迹。

晚上他们开批斗大会，会前，我看到我三年前同在毕师进修毕业的同学杨福熙和我在井小工作时的李琼光老师的丈夫刘泰裕闷头坐在会场后面的一段圆木上，便过去同他们坐在一起随便聊聊，后来他俩被揪上台去斗争了！

次日我再找已夺权任长石公社革委主任的民兵连长刘XX补充材料，他就有些吞吞吐吐了。不料到吃中饭时，区革委秘书唐光学，区武装部副部长宋XX便对我发难：问我到长石干什么？我火了，便说：“这问你们的主任聂忠成去！”他们便问我到长石与哪些人接触过。我把饭碗一放，一拍饭桌：“这你们管得着吗？？！”

“我们造反派怎么管不着？！”闹开之后，他们说“杨福熙和刘泰裕是反革命”。我便叫他拿出文件来，他们说“不需要文件”。我便告诉他们：“杨福熙是革命烈士的儿子，你们把他当成反革命，你们算什么！！”……问题在于，此时的聂忠成却避开了我。

我一气之下，离开了长石，到瓢井去采写另一个民兵连了。我以他们排外而不写他们，结果当然是长石民兵连没有材料而未评上先进，但柿树的干部中就没有唐光学那种人吗？故在内心同意他们的看法，表面就以官冕堂皇的政治外交词令应付过去了！当了一次口是心非之人！

1973年9月19日，周三，雨转晴。

白天到公社附近的村子转转看看，有栋破茅屋里传出一阵阵读书声，向导说：公社小学开学了！

调查少年工作也是我们共青团的任务，我们便到学校里去调查。天呀！这哪里像一所公社小学？三间教室，正中那间的屋脊通天大亮，教室里泥水成氹，学生们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听课，真不可思议。陪我们去的青年干部说：“这里还算好的了，黄老师很负责，还把学生团拢来开学了。其他学校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有好好上过几天课，开学几天，就放假闹革命了，谁敢管？……看来还是社员（农民）老实……”

田野踏勘，这里的农业学大寨干得真不错：那里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那30几度的陡坡上，一条条石坎彻得认真，梯田内已填上了活土。这真令我俩佩服，连声赞美：“多么可贵的实干精神啊！”为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表彰他们改天换地的精神，我们决定在那里召开一次座谈会。

根据公社安排，当天晚上我们在柿树大队的重新生产队召开了“‘三改’常修队员座谈会”。三改中的坡改梯、瘦改肥、土改田。在他们那里主要是前两改；河流太低，还没有搞土改田。主要听取他们坡改梯的经验。

这个“常修队”由党小组长、团小组长，民兵连长、妇女组长组成领导小组，经多方努力，排除干扰，逐步修改计划、完善制度，坚持春种、夏管、秋收之外的农闲时间砌石坎，当时他们已经砌成平均2米高，50公分厚的石坎400余米。我们为那里总结出一份“多用经验”，可以应付上级党、团、妇、农、民兵等多方面的表彰材料，使那里成了一个大寨式的综合先进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