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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总会胜利 高致贤 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写了一篇《这种领导方法应当抛弃》的杂文投寄《光明日报》，以亲身经历的事实，阐述了只抓“阶级斗争”的危害性，提出要注重经济建设。 稿件寄出后，自己又后悔。唯恐转将下来，自己挨批斗。谁知竟于2月17日在该报的《东风》副刊上发表了！好友看后为我担心。我虽然感到了政治压力，变相打击，但均不敢以此为由直接打击我。后来，该文被《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收入其中，并将题目改为《农村致穷道路纪略》，进入中国文学史，为我壮了胆，反而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从此，写真话，诉实情，一发而不可收。我写的稿件，文句虽粗，情真意切，竟也屡见报端。到1987年底，不到10年间，我先后发表文艺作品150余篇，皆是真情实感的倾诉；发表新闻稿1,500多件，均为真情实况的记录。所以，在三中全会十周岁之年，我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也被晋升并同时任命为记者。反复思之，琢之磨之；并非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真情实话的胜利！ 也许有人会说，作品就是要讲真话诉实情嘛，这有什么奇怪！是的，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数地方也能这样做了。然而，我等从旧社会过来、经过吹牛“大跃进”之人，深感写真话之艰辛，诉实情之痛苦啊！ 我是1958年开始学写稿的。当时虚报浮夸风盛行，流行着假大空话。一次被抽入下乡工作队，我写了条反映某乡夏粮丰收的消息，亲自跑遍全乡18个生产队搜集、核对数据。成稿后，按规定必须经当地党委领导审核。我请我们的队长、区委在该乡蹲点的一位领导审稿，他平空给我加上超过5倍的产量，说：这才是“实质”，使我深感愕然。稿件投出去，竟在县广播站播出了！令我十分内疚，时时自责。以后，我再不敢请队领导审稿了，如实写投出去，稿件均为入海之泥牛。后又写了一首《肥堆高入云霄》的吹牛诗，竟被我县的文艺刊采用。假话大话吃香的政治大环境，严重地腐蚀着我还算纯洁的心灵，但因我生长在农村，又在农村工作，目睹实情，不敢暴露，只好停笔。 “史无前例”伊始，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当专职通讯干部，这时又行销为“中心”服务的假话。我写了一篇《学大寨要学本质》的稿子，揭露学大寨中的形式主义（大意是我县自然条件与大寨不同，居住习惯与大寨各异，不宜学大寨挖窑洞），被省报发在“内参”上，采用通知寄回部里，被造反派头头吴XX拆阅，马上招来横祸：以我告“造反派”的黑状为由，加上“黑笔杆”的“桂冠”，公开通报全县，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又迫使我停笔。 目睹民间疾苦，政治生活中的过失（写此稿时还未言政治腐败），痛心疾首，不敢反映。偶有反映，也要加上许多套话，仍不能见诸报端。真话写作遭到一压再压…… 粉碎“四人帮”之初，我在省报刊上发表两首小诗，但仍有很多套话痕迹，还不全是心灵的实写。直到三中全会后，我的真情实感才得以发挥。10年公开发表各类作品1.600多篇，100多万字。真情实话获得胜利！ 1988年第5期《新闻写作》和《法制日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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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25 06:14
发表于 2020-2-25 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