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周琴

贵州老高

老同学周琴

高致贤

　　

　　        看到报纸征写“同学情”，我的脑海里倏尔浮现出她的笑靥。那是1962年秋，我在毕节师范学校负责组织迎接新生工作。

　　        新生入学的第一天，便见新来报到的同学中有个“黄毛丫头”，她像老生一样主动为新生忙这忙那，大有“反新为老”之势。当时尚无染发一事，她那头天然黄发真是“万黑头中一头黄”，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第一印象。

　　        开学工作就绪，她就成了我的助手——学生会的秘书。学生会主席也是一位女生。三人同个办公室，虽然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却显得阴盛阳衰；大概是异性相吸使然吧，我与她的思想言行都很接近，加之主席忙于毕业事务，学生会的工作多由我主持，常有单独接近的机会。次年我升任主席，副主席是个普通班的小伙子，学习还忙不过来，哪有闲暇管学生会工作？于是，我与她单独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多次共同演出爱情剧，我与她均为男女爱情主角。这样，除工作关系外，自然就产生了些许男女之情。有同学误以为我与她相恋了，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纯真的同学情，不敢也没有越雷池半步。何也？不是我们的思想品德已达到柳下惠坐怀不乱的程度，而是客观条件使然。我是有妻有子的进修生，她已有了恋人，此乃个人情况。再说那大环境呢，三年困难尚未完全过去，精简职工正在进行，男女之间稍有不慎，重则法办，轻则除名，起码也是精简回乡——丢掉铁饭碗。谁敢拿前途去冒天下之不大不韪？所以，尽管我们有过花前月下，也有过长夜厮守，有过手指间的接触，但都牢牢地把握着道德底线，有色心无色胆更无色行。这在今天的青年男女是不可想象的，更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却做到了！且一直保持着兄妹情。

　　        她是独生女，慈父早逝，母女相依，只身在外，有事与谁商量？她便视我为胞兄，我亦视之为胞妹。当时的在校生不准谈恋爱，可她在初中就有了恋人——时称男朋友，她男友秘密寄些描写爱情的书给她，当时学生也禁看，可她却悄悄地把那些书转给我看。我发现她夜里偷看那些书的时间长了，白天上课精力差，常在课堂上打盹，严重影响学习成绩。老师批评效果不大，我散步时的劝说，却令她自觉将那些书封存。她的男友——后为她丈夫——国宣到学校来看她，这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倘若别人知道了，向学校报告，她是要受处分的，轻则劝退，重则开除学籍。可她却把他俩相会的地点放在我的寝室中。

　　那时我任学生会主席兼校团委组织部长，学校将团委办公室设在校党支部办公室楼下——解放前曾接待过蒋介石夫如的原航发厂的小舞厅，那里十分清静，没有外人出入。并特许我住团委办公室。他俩在我宿舍内相会是很安全的。有我这个哥哥陪同她接见，她也觉得脸面光生了许多！

　　        她毕业后分在毕节县乡下教书，结婚后家住城里。那是地委机关所在地，我调县委后，常因公务到地区，每去必到她家。她工作在乡下，多是她丈夫接待我，我自然成了她娘家来的大哥哥。她妈妈也以此身份称呼我。

　　        母校迁至毕节，她也调到母校任教。我一度被借调去地区文化局为《高原》文学季刊编稿，招待所的伙食不合口味，她家便成了我改善生活的地方，想吃什么便自己动手，俨然成了至亲之家。她工作忙不过来，就让我替她批改学生作文，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她和丈夫一起调贵阳一所大学工作，她因分管学生工作随时下地县。我因工作常去省城。她到大方必到我家，我去省城非去她家不可。一次我在家中午睡，醒来听到有人同我妻子在隔壁说话。原来是她到毕节地区招生，绕道来看我。妻子要叫醒我来见她，她不让打扰我的午休。正让妻子弄酸菜豆汤给她吃，那是她两人动手做午饭的谈笑声。我送女儿去成都读大学，先到贵阳休整几天，住在她那闹市中的静区小关。她丈夫潜心为我女儿做饭菜。从同学情发展到兄妹情，我们已经是亲如一家了！

　　        昔日的青年校友，而今我已年逾古稀，她也年过花甲，都升格为爷爷奶奶的人物了，但我们的感情并未被岁月冲淡，反而如茅台那样，窖之弥久，纯度越高，香味愈浓，品位越高。而今我在深圳她在贵阳。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了。

　　        “喂，周琴吗？你何时来深圳玩玩？”

2013年4月，于深圳

游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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