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里的蚩尤颂 ——读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有感 杨培德 (高致贤转发) 我接到陌生电话,打电话的人叫宋霖,是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我正为宋先生素昧平生而诧异时,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解释说,他在网上看到有关我研究蚩尤的信息,便托人找到了我的电话,要与我分享一个惊人的发现。他在《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中发现孙中山说蚩尤为中国第一革命家。 我颇为惊讶,令人难以置信。 我回答宋先生说世人皆知孙中山在《祭黄帝文》中写有“平定蚩尤乱”的诗句,何以又颂扬蚩尤是第一革命家?宋先生怕我不相信,答应寄资料给我以消释疑。 当我读到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后,我就想到中国的野史和正史。野史又叫杂史,即是不被官方正统承认的历史。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古史辩》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在《中国史学入门》中说:“正史是少数人写的,杂史是历代许多人写的。”顾颉刚所指的少数人就是官方,所以他又说:“正史,是国家承认的史书。” [1](p51)只有国家承认才是正统,比如《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就是正史,就是国家正统的史书。在正史中对历史进行褒贬就代表国家对历史的褒贬。比如《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于是“蚩尤作乱”的说法,从西汉开始至今便是中国历代国家正统的铁板钉钉的国家话语。孙中山所写的“平定蚩尤乱”就是在引用国家话语。 其实正史妖魔化蚩尤还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蚩尤惟始作乱”就是出自《尚书》。顾颉刚说汉朝人假托孔子编《尚书》[2](p23),那么“作乱”之说的真伪也就值得考究了。春秋时的孔子,应是贬斥蚩尤的第一人。《大戴礼记·用兵》有一段孔子对于蚩尤的评价,“公曰:蚩尤作兵欤?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身,以丧厥身。蚩尤昏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欤!”到西汉时,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孔子的话语就成了国家的正统话语。作为国家太史令的司马迁当然地要尊崇孔子,把蚩尤作为乱臣贼子写进《史记》里。先秦有不少经典并没有因为黄帝是胜利者而妖魔化蚩尤,反而是贬斥黄帝。司马迁写《史记》不得不承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司马迁尊孔,所以他将对黄帝不雅驯的话语通通删掉。可见太史令的“秉笔直书”也只能是胜利者的“秉笔直书”而已。于是,从西汉开始万世皆黄帝一系便成了中国历代的正史。著名的学者钱穆对这种正史也作了肯定的“再生产”宣传,他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华夏民族乃中国民族之主干,因此中国古代史也以华夏民族为正统,在中国古史传说里,最早而比较可信的,有神农黄帝的故事。”他又说:“在中国史中,则只说每一部族都成为黄帝子孙。” [3](p37)这就是说,在中国只有胜利者的黄帝及其华夏子孙才是国家的正统。蚩尤及其非黄帝华夏子孙就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非正统异类。 国家正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中外古今皆然。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就指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顾不易见当时真相。”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指出:“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胜利者确实具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性,而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 [4](p10)汤因比要提防的“胜利者垄断”的话语,实际上只有书写野史的非胜利者才重视这一话语,而对于代表国家书写正史的胜利者历史学家来说,则完全可以不屑一顾。因为国家需要牢牢地掌握着被书写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也就能成为权力的强化工具。” [5](p55) “蚩尤乱”作为国家正史的权力话语,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种教育到了二十世纪末达到了高潮。 笔者曾在《鼓魂》一书对此作过记录:“1997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陆续播出十四集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文艺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的评价,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学者说:‘蚩尤就是一块乌云。小学上历史课就听说这个神秘而恐怖的名字,’‘蚩尤……眼里时露凶光。’‘炎黄二帝是最早掌握人类黎明时期的最高智慧——农桑是衣食之源的中国人。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炎帝教黄帝播种,然后黄帝又教族民播种,他们播种的是食物,也是文明的种子。那么蚩尤呢?就是最早带持刀剑而家无畜牧的中国人,他们认为只要有刀剑在身,就不愁抢不到肉吃。蚩尤发现了铜的制作,他想到的是做杀人的刀;黄帝也发现铜的制作,他想到的是造耕地的犁,这就是炎黄二帝与蚩尤的分野,善恶冲突的根子也在于此。看了炎黄二帝后我相信了对华夏历史上最早的这场善恶冲突所作的艺术解释,也相信了我们炎黄子孙的始祖的遗泽中包括着他们的怀仁铺义的美德。’ “《求是》杂志的一位副总编说:‘蚩尤是个异于传说的新形象……在他身上显露出来阶级社会中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统治者的奸诈和狠毒。……黄帝无疑是这个过渡阶段的最杰出代表,他既继承了炎帝的美德,又摈弃了炎帝的一些陈旧观念,既不拒绝必要的斗争,又分明不同于蚩尤的残忍。’” [6](p121) 从以上的记录可以看到,中国正史中的“蚩尤乱”被当代的国家大媒体向13亿中国人作了形象化的充分演绎,这是权力话语运用现代传媒掌控历史的具体体现。 相对于这种霸权话语,民间野史的蚩尤颂歌只能是无权的话语。历史上的民间野史对于蚩尤并无偏见,神话学家袁珂说:“民间对于黄帝与蚩尤初无轩轾,观于《皇览·冢墓记》‘民常十月祀之’(蚩尤),《述异记》‘其俗遂为(蚩尤)立祠’,《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等可知。只因黄帝是战争的胜利者,后世历史记叙不免从统治阶级正统的眼光出发,对黄帝的功烈加以涂饰,而以失败的蚩尤则予以诋谤,影响及与民间,故叙蚩尤的勇猛而近于恶。” [7]袁珂所说的民间指的是汉族民间。 在苗族民间的口述史里,蚩尤是苗族古代颂扬的人文始祖,歌颂蚩尤的诗歌和传说比比皆是。 比如云南文山苗族有一首《花山起源之歌》,歌中唱道:“话说遥远的上古,/苗家住在黄河坝上,/苗王名叫蒙孜尤(蚩尤),/是他领导真有方,/人人生活不忧愁。” [8](p157)贵州关岭苗族的《蚩尤神话》说:“蚩尤成了阿吾八十一寨的大首领,带领苗民发展生产,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 [9](p21)苗族是蚩尤子孙,蚩尤子孙只能在中国的野史里颂扬自己的人文始祖。 宋霖先生发现孙中山在阚氏家谱序中颂扬蚩尤为“中国第一革命家”,这一发现让宋先生感慨,他奋起为蚩尤秉笔直书,写文章公开发表为蚩尤造像平反。宋先生“纵情高唱了一曲蚩尤的英雄赞歌。” [10](p5)在当今的主流正史话语中,为蚩尤唱赞歌的人屈指可数,因为要为中国正史中强加在蚩尤头上的“千年魔咒”解除咒符,很有可能会遭到正史的卫道士们泼脏水而殃及自身。孙中山由咒蚩尤变为颂蚩尤的原因是革命,颂蚩尤是惺惺惜惺惺的必然。其实上古时期并没有什么“帝制”、“乱民”和“革命”,只有为生存的斗争。孙中山大概也怕正史的“千年咒语”的魔力,只能悄悄在属于野史的不公开的阚氏家谱中作序为蚩尤解咒。历来家谱只存于民间的血缘宗族中,由于中国有株连九族的传统,家谱往往秘而不宣。这就是为什么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为阚氏家谱作序,这件如此光耀之事,阚氏族人竟然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三缄其口。三缄其口的另一层原因是阚氏族人内化了正史“蚩尤乱”的咒语,深受中国正史教育的中学校长阚家良说了如下的真话:“我对谱序之事,以前一无所闻。可能是因为指蚩尤为始祖,感到不光彩,耻于提及了。” [11] (p58)正史的咒语与权力结合具有强大的魔力,可以令阚氏族人不以先祖蚩尤为荣反以为耻。 崇敬祖宗的宗教信仰使中国的家谱卷帙浩繁,但家谱属于野史一向被正史所鄙夷,近年来大概炒正史的冷饭走到了尽头,家谱才被史学界重视。宋霖先生发现孙中山的阚氏家谱序颂扬蚩尤为中国第一革命家,引起各方关注,然而由于家谱都有溢美之词,史学界在使用时仍疑虑重重。比如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在为大学生所写的《历史学是什么》书中就说:“现在报刊常会有这样的消息,在某部家谱中发现某位名人的序跋,不见于此人的文集,属于重大发现云云,其实,相当大一部分家谱的名人序跋,都是假托伪造的。” [12](p103)如此说来,孙中山的序言也就有假托伪造之嫌,正史也就可以一笑置之,不予理会。最多只能在主流社会中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孙中山所写的“蚩尤乱”诗文虽然在《孙中山全集》中无载,却因是祭黄帝被镌刻在黄帝陵中从未有人质疑而名扬海内外。而蚩尤为革命家的序言只因载于家谱,家谱为正史所鄙,故采信者寥寥。无怪乎宋霖先生感叹说:“对孙中山1920年赞颂蚩尤,我尽管多年鼓吹,却少有人知,更不用说使之彰显于天下了。” [13](p11)可见想要正史为蚩尤平反是决不可能的,因而我想,就让野史里的蚩尤颂留存在民间,不妨作为黄帝在正史中的千年梦魇也何尝不可。 参考文献: (1)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51页 (2)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23页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三联书店,1988年,37页 (4)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三联书店,1997年,10页 (5)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55页 (6)杨培德《鼓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21页 (7)袁珂《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8)《文山苗族民间文学集·诗歌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157页 (9)《蚩尤的传说》,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21页 (10)《宋霖文稿》第四辑,2010年,5页 (11)《宋霖文稿》第四辑,2010年,58页 (12)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3页 (13)《宋霖文稿》第四辑,2010年,11页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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