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毕师和我的自学生涯(连载之一) 高致贤 第一节:初进毕师 我为什么要记忆毕节师范学校,她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母校。而且她又是我知道她已经从现有的学校名中消失了的毕师! 旧社会我读了两学私塾就失学。那两个设在私人家堂屋中的学校50年前就已荡然无存了!1956年初秋,我以同等学力考取毕节师范学校的初师部,才算有了带学籍的母校! 当时的毕节师范学校是毕节地区唯一招生的中等专业学校,我就报了毕师这个志愿。 为什么不报普通中学的志愿?耕读为本的家教,使我认为当医生为病人解除疾苦,当教师给人传授知识,这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官遭人恨,怕读普通中学被分去当官。这是思想因素,更为主要的物质原因是:家里穷,交不起书学费和生活费。 当时哥哥们都分家了,只有我和15岁的致仙妹妹与父母同住。当年父亲63岁,母亲57岁,已丧失农业生产劳动力了。小妹只属辅助劳动力,而土地、耕畜、农具全部无偿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分红,全凭劳动分红维生。我这个家中唯一的全劳动力一走,生活就失去了来源,家中生活仅靠父亲在乡中西医联合诊所的微薄收入和哥嫂们的孝敬,哪里还有钱来抚我读普通中学? 当年考取学校不发通知,而是张榜公布。一张油印榜贴到各乡政府大门外,我和刘祖裕均榜上有名。看到出榜之时,去不去读?我也曾犹豫过,但在我去显母民校旁听之前的一件事激发了我:我到一个叫麻弯弯的地方去翻地。地分两个弯子,我们4人分工,我犁小的一弯,另外三人翻犁大的一弯,我加快犁完便先放牛,生产队长一见就批评我偷懒,我便骂他瞎了眼睛,与他吵了一架说:你看老子是靠给你犁土来吃饭的那种人吗?夸下了“不跳农门誓不为人”的海口。如果不去,反而被他笑话。 再说,录取榜文已向全地区公布,虽然榜上没贴“金”,但我是我家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登上升学榜的人,亲朋好友们无不纷纷表示祝贺,让我也产生了“金榜题名”的荣誉感,不去就扫了亲朋好友们的兴。 更重要的是:读师范学校的书学费和生活费全免,家庭经济困难的还可获得衣物和学习用具等的补助。 家中备不起行李,我就买来宽幅大格花布作垫单,缝个花布口袋装荞壳做枕头,自采蒲草露晒干后自编一床蒲草席,买个小砂锅作脸盆,这就是我读初师的全部行李。背到学校与刘祖裕共睡一床,用他在贵阳打工时盖的旧被子,我们两个就一直睡到1958年7月份分配工作。他分到水城县,我分回大方县。因为铺垫单的时间很少,毕业后我的垫单、枕头和蒲草席还背回家中继续用。 毕师是当时毕节专区唯有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办在我们大方县的羊场坝。那里原是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蒋介石曾到那里视察三日,我国自己组装飞机的首台发动机就产生在羊场坝。厂区内的“洋房子”很多,解放前那里称为新贵阳。1949年“航发厂”部分迁往台湾,部分迁往成都。解放后毕节地区行署就利用那厂房来办师范学校。 按通知开学报到之日,我背上前述的简单行李,与刘祖裕一起一大早出发,步行近百里,赶到学校时才14点过钟,凭乡政府的一张白纸介绍信报到。当时尚无户籍迁移,更无口粮迁移,填好学校的各种表格上交,就算注册登记,成了正式师范生,也就成了未来的人民教师了。 当年毕节专区9个县(现在的7县1市加后来划归六盘水市的水城县)招6个初一班,我们大方和纳雍两县的学生分在初一(3)班,班主任是体育老师魏家尤;第4班是少数民族班,第6班是备取生班。另外还招有速师、短师和中师班,全校师生员工一千多人。那是解放后毕节地区兴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专业学校。校风很严,学校规定:对上课的称呼老师,对学校行政人员称先生,对工人称工友。学生在校区外见到老师要行鞠躬礼,上课时师生一起脱帽。 教师多从旧社会的职员过来,文化素质较高。教导主任宋子宽是大定县的伪教育科长,上中三文学的杨杰是国民党正规军的团长……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后来落实政策平反后,都当大学老师了! 我们上的是普通初中课本,汉语和文学分开。汉语学拼音字母、注音符号和拼音方法;文学多为古文,只讲阅读。汉语是一门新学科,学习最难,第一次学习“洋文”——拼音字母,学生也最感兴趣,纷纷请老师用拼音写自己的名字于课本封面上。其余课程多是复习小学讲过的内容。 生活费、书学费全免,每月6元钱的生活费,平均每天2角钱,一日三餐:早餐蛋花稀饭下油炸花生米;中、晚餐四菜一汤。饭不定量,菜多荤菜,不加也够吃。只是学习军队生活,学生舀好饭后,还需等到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吹叫笛才统一开始开饭,所以,添饭时,甑子边很挤。老生们说:此前的伙食费用不完,学生不吃剩饭菜,当时没吃完的饭菜就喂猪,或送给附小的学生食堂,用不完的伙食费就买雨伞,衣裤等发给学生。食堂外有个洗碗槽,一天的洗碗水可以熬出几斤熟猪油。“三反五反”时反了一下,才不敢浪费了。但对困难学生还可发衣物补助。到初二上时,我因只有一条裤子,没有换洗的,常是夜间洗裤白天穿,学校便评发给我一条新裤子和一些作业本。 读到初二上学期,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揭发、批判、开斗争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我们初师部的学生不参加老师们的整风反右会议,但可以看老师们贴出来的大字报。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为了学生不分饭能吃饱的问题,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终是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 初二上,全校实行半工半读,因为有资格上课的老师少了,上不过来;那些划为“右派”的老师来上课呢?班长不喊“起立”,老师不敢管学生,有的学生还在虚掩的门头上放垃圾或污水,待老师推门进教室上课时,泼得一身污水或灰渣,他们还在教室里喊侮辱老师的口号,以此表示他们的“革命觉悟”,那就根本上不成课了!教室里很少有老师来上课了。我们便分成几人一组进行教学实习,即由学生各自备课,在室外找块小草坪,挂块小黑板,轮流当教师,一人讲课,大家听评,帮助修改教案。初二下学期就完全停止上正课,全由学生自己在校园里开展教学实习活动了。 我们初二“毕业”前夕,毕师反右结束。把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开会,由毕节地区公安局在大会上公开逮捕宋子宽等15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宣布3名劳动教养。次日,又将校医李半鲁逮捕,听说他是国民党的带军衔的医官。毕师接收的旧职员多,有师级、县级的旧军官、旧科长等全成右派。旧军官杨杰的语文课讲得很好,一位崇拜他的中三学生也被定为右派,但不戴帽子,分配工作。 教导主任宋子宽打成右派被逮捕,校长陈致平调地区教育局任职,来了个石殿相校长。为弥补反右之后教师的大缺额,尚有一年才能毕业的我们,提前于1958年7月,尚未拿到毕业证就提前“毕业”分配工作了。 这样,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两年正规学生生涯结束了,实际只读了一年书,初中课程刚接触到,化学等课文还没有见面就提前毕业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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