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一年盖公章百万次？

贵州老高

他为何一年盖公章百万次？
高致贤


旅居他乡，听到泽仲去世的消息，万分感慨。他是我曾工作过的瓢井小学的勤杂工，职责是挑水、扫地。可他在一年多盖下上百万次公章，令人不可思议，但又是我主管过的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为防饥民流动（逃荒），政府规定，凡外出办事和乘车、住宿、吃饭等都必须持有主管部门的介绍信，否则，就作为盲流收押。1960年我主管瓢井区中心小学的公章，全区公办教师外出都得由中心小学出具介绍信，这我还可以免强应付。为防止学生逃学、旷课和违反其它方面的校规，公社规定在校生回公社食堂吃饭由学校发饭票，以扣饭作为惩罚学生的重要手段。当时的饭票用蜡纸刻印，加盖学校公章。全校五六百学生，一日三餐需发2000多张饭票，一个人专门盖公章都够呛，我还要管学校事务和上课哩，须有专人在饭票上盖公章。

公章代表一个单位的权力，由谁来使用这公章呢？老师们都有很重的教学任务，而且公章交给知识分子使用又怕人家借机使坏。比较再三，只有刘泽仲的杂务活儿少一些，而他又是贫农出身的老工人、军人亲属，政治上信得过，又是文盲，文字上使不了坏，由他来使用公章放心，于是，给饭票盖公章的任务就由他来承担了，但也只是兼职，办公室的卫生和师生饮水任务还得他去干，当时分派工作是不准讲价钱的。

这个倍受信任的手上活儿，平常下苦力的他认为很轻松，便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可是干不到一个月，他便悄悄地向我叫起苦来：老师，盖这饭票（公章）把我的手颈子（腕）都盖痛了，手膀子也盖软了！我宁愿一天多挑几担水都行，另外找个人来盖（公章）吧！得到的当然是“工人阶级不怕难”的大道理和完不成任务要被斗的训斥。公章摁轻了不明显，摁重呢，手腕又很是软，为省力些，他就把公章往票面上砸，省力章又显。事后我发现他的右手腕也红肿了，公章的边沿也砸缺了，直到农村公共食堂撤销，他才算解脱出来，但右手腕落下个陈旧性的伤病。文革中该小学的造反派也夺了学校的权，全校唯一工人阶级的刘泽仲是理所当然的掌权人。掌权就是掌握公章，可他见到公章就害怕，有人还说他是“明轰暗保假夺权”哩！

而今，凭着一张身分证可以走遍天下的青年人，很难理解那时单位权力之大，人员禁锢在“单位所有制”的铁桶中，没有本单位的介绍信，你就寸步难行，需用单位介绍信的地方超过今天需用身分证的地方若干若干倍。公社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社员管住了，谁料这样管制的结果是，管死农民上千万，哪有丝毫宽松和谐的环境？公章对于民众，无异于孙悟空头上的金箍，用得越少越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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