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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并非始于“文革” 从抄录文革日记中发现—— 高致贤 提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们多以为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其实不然。我从抄录文革日记（附后）中想起这个问题，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说一说。 我们贵州大方县有组织的知青下乡，始于1964年。那是县里在贯彻毛泽东1964年春节与毛远新谈话（简称春节谈话）精神的时候，将大方县城里的几十个知青【实际上是一批既没有读书，也没有职业的闲散青年】下放到长石区，集体食宿，统一组织参加农业生产。当时这一工作属于教育局管，我在瓢井小学教书，就是宣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5年，县里又安排了一批城市青年到瓢井区八堡公社长新大队集体落户。其实他们并非全是知识青年，而是一些城市干居民或家庭出身不太好的闲散青年，有的只读过小学三四年级。当时还由瓢井小学派刘达琴老师去当他们领队。我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后，还专程去采访他们。其实，知青下乡工作，在大方县解放后就受到教育部门的重视。我的好友郭桂发1951年春季从猫场考入大定中学，1954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当农民，县里在学校为他召开热烈隆重的欢送大会，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锻炼。 郭桂发是我县解放后入学的首届初中毕业生之一，当时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最高学历只是初中肄业。那时的初中生相当干部，比现在的博士后容易找工作。郭桂发回乡当农民才受到那样隆重的欢送。几年后，他参加工作了。文革后期，郭桂发又去带领大方城关“12.26”知青队下乡。他带的这一批知青中，仅我所知，而今专家、学者、教授不少；当公务员的，也有两名部级干部了。 文革前的知青下乡，我以为是为城市无业青年就业找出路，达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要求，为国家城市物资匮乏减负而放包袱。文革中停止升学，积压下大批城市知青，包袱越背越重，于是文革期间便有了“农村是广阔的天地......”的“给出路的政策”，于是，便形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才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一道寿终正寝了。 历史已经开始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非全是坏事。许多上山下乡知青而今在各行各业建设中起骨干作用，成为领军人物；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张德江等，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附文革日记：1966年6月19日 星期天 情 今晚赶到八堡公社长新大队，和我县第二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座谈。他们分别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学习毛著的体会和成绩…… 他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放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就在哪里取得伟大成果。…… 追记：所谓我县第二批上山下乡知青，即是1965年从县城到瓢井区八堡公社长新大队集体落户的知青。其实他们并非全是知识青年，而是一些城市干居民或家庭出身不太好的闲散青年，有的只读过小学三四年级。当时还由瓢井小学派刘达琴老师去当他们领队。此前已有一批去长石区安家落户的，故他们称为第二批。那是贯彻毛泽东1964年春节与毛远新谈话精神的行动。 2012.5.24.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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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8 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