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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4816\wps2.jpg教辅网转载高致贤回忆录连载之一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全文21节，分为七次转载）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 第九章 我亲历的“文革” 第一节 文革中的我 博友帅好留言让我参加关于文革中两封情书引起的讨论，说我最有发言权，因我是文化大革的过来人。是的，我不但是文革的一般过来人，而且还从一个小小局部的文革“政策”执行人变为参与者。过程写不完，心路可记忆。 1966年5月，我从八堡农中调到县委机关，主持瓢井区委工作的副书记傅光汉亲自送我到县委组织部报到。我被分到宣传部当新闻通讯专干，具体安排在临时性的县文革办公室上班。理由是：我刚从山村学校调来，与县机关的领导干部没有什么瓜葛，办事超脱些。实际上我并不敢超脱，总是时时事事都在体现直接领导的意志，愿为党的事业——实质是直接领导——献生，处处维护县委利益。但又不敢得罪毛 的客人——红卫兵。 1967年初，不是学生的造反派也串联来了，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我便坚决抵制，于是他们便以“不要保皇派控制文革办”为由，逼着尚未被夺权的县委吴纯让书记签字“开除我的文革办秘书”。此时我开始仇恨造反派，也不太接近领导了。还不想参加什么“革命组织”，想逃避一下复杂的斗争了。 然而，报刊、政界的“不革命便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舆论压力；“造反理论”中的“逍遥派，死得快，死了不得板板盖”的歌谣，迫使我们几个同龄人自己成立了当时通称的“革命组织”，与社会上的造反派对抗起来！我作为辩论高手被对立派重点围攻，我则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勇往直前、奋不顾身，认为“为了文革牺牲也是光荣的”，完全把观点不同的群众当成了敌人！大字报、大辩论我们占了上风。好在当时还处在大辩论、不搞武斗的阶段，故未“光荣”！当时观点不同的恋人分手、夫妻离婚、父子反目的怪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 武斗开始，我们这些“文人组织”便败下阵来。为摆脱“保皇派”的命运，我们也认真写大字报揭发县委领导的错误。但因我们是作为县委培养接班人的对象调入县委机关的，不管你怎么揭发，人家都不相信我们会造当权派的反，几经造反派的打砸、批斗，我便心灰意冷，不参加任何组织了。造反派夺权后不安排我们工作，我便回家种地，成了彻底的“逍遥派”！但对造反派的仇恨更深了！我没有参加过武斗，但目睹“六龙武斗”中XX派被打死的几人被掌权派称为“烈士”，另一被打死的则被他们称为“反革命”的可悲场景。 1971年形势发生逆转，派性遭到批判，我们又“翻身”了，被唤回县革委机关工作，又轮到我们去斗造反派的“坏头头”了。我掌握过会场，入心的仇恨发了芽，巴不得将那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坏头头”往死里斗！文革中的“烙饼政策”把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都“烙糊”了！“只认观点不认人，只认阶级不认亲”的大环境，无端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所以，那时草菅人命寻常事，帅好引用文革情书中的记述完全是真实的！ 而今提起文化大革命，过来人都可数出它的千万条罪恶，好像人人都是受害者。其实不然，谁都受过害，多数害过人，只是程度和后果不同罢了！ 文革中人为造成的仇恨心理，现在已大部平复，但当时造成的冤死者却无法挽回损失了！ 以下我会回忆一些我亲历的小范围内局部发生的小故事，供今天的青年朋友们看看。请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全国性的，或普遍性的来看。 第二节 打着灯笼火把在纸上抓“反革命” 纸上抓“反革命”为何还要打灯笼火把？ 1967年初，县城“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五不忘”、“硬骨头”、“奔腾激”等一批时称的革命群众造反战斗队、造反团等纷纷冒将出来，各自争当造反派，互相砸牌子（队名），如“砸烂硬骨头”之类的口号满天飞，标语遍地贴。什么有特色的队名都挨砸，唯其带毛/泽/东思想的队名谁也不敢有半点小视。于是“硬骨头战斗队”便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看谁敢砸？谁料队旗上颠倒了一个字，写成“毛/东.泽思想战斗队”，旗子刚由缝纫社制好，该队尚未取走便被对立派的抓了个正着。铁证如山的“现行反革命”，马上找到尚未被夺权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勒令他们立即签字逮捕人，当权派哪敢违抗？但又不敢落笔。他们知道，只要签上他们的名字，警察就得执行逮捕，便找些借口来软磨硬拖。 此时，该派为了挽救危局，立即发动队员遍街查看对方的标语和大字报，从中找出反革命字句来报复对方。抓住“反革命旗帜”一方也以同样的方法扩大战果。时值夜间，一时间大字报前灯笼火把，人头攒动，仔细阅读大字报…… “这里有一个！”有人大喊一声，周围的人一拥而上。原来是有人将毛/ 的“席”写成“度”，马上拍照，并派强壮人员武装看护起来，唯恐对方撕毁罪证。 “这里抓到个更大的！”有人在高喊。原来是那大字报正文后边的口号中有个“万岁”的“万”字写得不太正规，仿佛分成“一”与“刀”二字了，这还了得？照相，看管！ 有用报纸写大标语的，“打倒”二字的报纸背面有领袖头像…… 硝烟滚滚，杀气腾腾，一夜间县城就揪出一大片“反革命”来，均勒令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抓人。他们一看勒令他们批抓的人（组织成员）成百上千，他们便有了“警力不足”，“没有地方关押”的借口，不给签字。 各派头头看到报抓的人中都有本派的，大家也就不再硬追究了。一场闹得满城抓反革命的乌烟瘴气又被互相打砸取代了！ 第三节 “交待揭发组”里的生活 继“7.4万人大会”之后，1967年7月9日夜大方县城的掌权派（4月13日夺得县委县政府的权的“造反派”）一下抓六七百人游街示众。次日县革委组织原县委人委机关工作人员召开大会，将“走资派”和“铁杆保皇分子”赶进交待揭发组，尚未安排工作的进学习班，要求个个都要对所谓的“七九革命行动”表态。学习班里，多数被迫高呼“好得很”而过关，我无心听什么千篇一律的“好得很”，思绪飞出窗外，被满天乌云倦裹着的我，其他人表态完毕也未察觉，班长黄X和红卫兵代表刘XX说只有我没有表态了，好歹都要表一个。我说我尚未想好，这也就算我的表态了。 下午，领导小组成员——一红卫兵小将刘XX便宣布“将高致贤这个顽固分子踢出学习班，滚到交待揭发组去！”，这就使我连降了一等三级。 夺权后，原县委机关的人被分为三等九级。一等：一级的进革委领导班子；二级的任部门领导；三级门安排在编工作。二等：一级的安排临时工作；二级的当临时工作为听用；三级的进学习班。三等：一级的进交待揭发组，剥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二级的到机关农场劳动改造；三级的交造反派羁押劳改。下步就要交公机关处理了！ 我被贬到“交待揭发组”后，除不能参加纪念 畅游长江x周年之类的政治活动之外，平时的“交待揭发”正是我们休闲之时。进入该组的多为不会见风使舵的顽固不化者，没有交待，也无揭发。一坐几个月，闲得无聊了，除随时被勒令去斗争或陪斗的谢明俊、郭桂发二人外，我们大多数还可互开玩笑。组长开始还批评我们“不老实”，但大家都是坚持正义者，互相团结紧，谁也不低头，最多就是再贬到农场去劳改，都是劳动人民出身，谁怕？！组长也知我们并非坏人，遂被我们征服了，开只眼闭只眼的，故使我们比进学习班的还自在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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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29 0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