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文娱晚会的启迪 我的写作生涯24节连载之一

贵州老高

一台文娱晚会的启迪

我的写作生涯24节连载之一

高致贤

　　　按：从1958年开始写作迄今（2014年）已56年了，我也有7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有百余篇作品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黔西北文学史》、《当代共产党人》、《贵州胜境》、《奢香故里》等50多种合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和杂文集《心口常开》以及回忆录《苦乐人生》等文学专集，也有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大奖。

　　　（待续）

　　　 第一节一台文娱晚会的启迪

　　　不是我太自卑，而是我入学时间太少，认为写文章万分神祕，进了毕师我也不敢奢望写文章。但我又非常喜欢读文学作品。1958年我们快分配工作前夕，大方县长石区文工团到毕节师范学校进行慰问演出，他们唱的歌词是山歌，演戏的内容是民间生活，我都很熟悉，看后认为这种戏我都能写，于是便产生了创作冲动。我便找个清静地方利用课余时间躲起来写东西。

为什么要躲起来写？初学写作之时，好像写作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其实是一种虚伪，怕人家笑话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故尔怕别人看见。几天之后，我终于躲躲藏藏地写出一首歌词来，假称是从同学那里抄来的，请语文老师看看，得到的评论是语句通顺，中心思想不突出，可以修改。这便鼓起我的写作勇气，不时悄悄练练笔。

　　　1959年春天，我带学生为公社薅麦苗，回校后，我便用高翔的笔名把当天薅麦的热情写篇稿子投给《大方县报》，竟然被发表出来了，校长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还不好意思承认，稿费也就因此未得到，但那二三百字的消息却让我打破了写作的神祕感。

　　当年暑假期间，我带着学生修猪圈，我写了一份油印简报，寄了一张给县报，又被编为《瓢井小学大养特养其猪》发表出来，实际只养两头猪崽，那“大养特养”已经表现出新闻浮夸风之端倪了！

　　当时县里还办了一份文艺刊物，好像叫《大方文艺》？或叫《云龙之花》？记不准了。我看到上面有些诗，就鹦鹉学舌地模仿写了一首《肥堆高入云霄》的浪漫到浮夸的诗投去，该刊也给发表了！投到县广播站的稿子，一无通知，二无稿费，播不播出我就不清楚了。

　　　1960年的大饥饿，县里的报纸、刊物都停办了，我们一天饥肠辘辘，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谁还有心思写稿？写了也找不到投处，我的首段写稿生涯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待续）

贵州老高

写日记打下写作基础
我的写作生涯24节连载之二
高致贤
　　　按：从1958年开始写作迄今（2014年）已56年了，我也有7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有百余篇作品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黔西北文学史》、《当代共产党人》、《贵州胜境》、《奢香故里》等50多种合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和杂文集《心口常开》以及回忆录《苦乐人生》等文学专集，也有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大奖。
　　　（待续）

第二节 写日记打下写作基础

　　　1961年我到毕师进修，中师三年间均未向校外投稿，但我却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其中除了学好语文、上好作文课、积极参与课外写作小组的活动等常规学习外，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得益于坚持天天写日记。写日记看来挺简单，但要坚持天天写却不那么容易！
　  我写日记始于1959年初，开始时断断续续，兴趣来了就写，没有兴趣就停，全凭兴趣出发，且写了就丢，保存下来的是写在一个《光荣》硬壳日记本上的，现能看到的是从1960年6月13日开始，断断续续凭兴趣写的，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兴趣记”。这与灵感来了便创作有何区别？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应始于1963年。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那时，我正在毕节师范学校进修班读中师，作为学生会主席的我，必须带头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内容很丰富，但我学得有成效的就是写日记。
　  从1963年3月5日开始以来，迄今51年了，我坚持经常写“日记”。在这漫长的18600多天的写日记中，虽然也有过极少中断，但我却闯过了几次难以提笔的难关。
　  1970年我回中坝田过春节。元月30日下午，社员们都出工去了，失散红军高少周的孩子在他家房檐下烧火取暖，火苗顺着一个干包谷草呼呼窜到茅草屋檐上，我在家中听有人喊“高少周家房子燃起来了！快救火了！”我应声跑出去一看：他家房檐已经着火了，我一箭步跳到屋檐下的柴禾堆上，奋不顾烧地将着了火的屋檐连草带火猛一下拔了下来，一场全村30多户错落无致的密集型的民间草房免去化为灰烬之灾，我的右手却严重灼伤，一个多月才能动；左手伤势轻微些。在医治灼伤的日子里，右手不能动，我便用左手写日记，尽管开始写字很不习惯，写的字很不好看，但日记却没有中断。
　　　从1984年5月14日我因胃出血住大方县中医院，2000年3月11日第四次住院。迄今为止，共有过四次住医院的经历。四次都因胃出血，四次住院医治共八九个月。每次初入院那十多天都要躺下输液，一输就是七八个小时，输完药液才能坐起来休息，于是，我就在能坐起来休息的时候写日记。有两次住院的前几天坐起来胃很痛，实在写不了，稍微好一点我就及时补写，几天内的事儿记忆犹新，不会记错，日记也没有因住院而间断过。如果说胃病住院还可坐在病床上写日记的话，我翻摩托车摔伤腰椎就很难坐起来写日记了。
　　　一次我到某劳改支队采访，翻摩托车摔伤腰椎，由劳改队派一名“水医”为我在家中治疗，一躺下就是百余日，其中20余天不能坐起写字，但头脑清醒，上肢正常，我就平躺着，把日记本俯起写。
　　　外出带日记本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当专职记者期间，若发生突然事件，那就得及时从办公室出发，有一次忘了回家带日记本，一去4天，我只好用稿字纸另记，回家再抄在日记本上。
　　　有一天下午，组织部的牛贵河副部长到我办公室请我随他一道去开会，去到组织部便立即上车出发，什么东西都不准带，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也未讲，就像被“绑架”一样，连家属也由组织部负责告知。车到原国民党的“航发厂”旧址——那是个非常僻静的地方，才告诉我们说：县里要公开招聘几个副局长，让我们去为他们出书面考试题。交待纪律和要求后，由县纪委和监察局的同志日夜陪护监督我们。当时，县里谁也没有手机，我们出题的地方唯一的一部电话机由组织、监察、纪委组成的监督组守护，谁也不准打电话，不准单独行动，我让他们找人到我家中去带日记本，当然被“为了避嫌”而拒绝了。题目出完上交了，仍然是集体行动，直到县里考完笔试后我们才得自由。这就使我七八天没有写日记，只好回到家中再追记那几天的日记了。从此之后，我便备了一个随身带的小包，主要就是装日记本。
　　　 我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写，每天夜里睡觉之前必须写完当天的日记，飞机上写，火车上也写，到西双版纳旅游通宵乘坐的长途汽车上我也写。写日记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雷打不动的写作！
　　　今年，我已经写完第84本，已开始写第88本了。开始写日记时，我就买些中小学生作业本来写，我每天至少写一页，有时写到七八页，一个本子写不了几天；后来逐渐换成好本子来写，直到2002年，我才使用一年一个本子的专用日记本来写。为了便于保管，文革期间，我将以前写的薄本子（除一个不适于装订的小硬壳本外）全部装订成4厚本，取名《镜子集》，意在对照自己。编号第一集至第四集，用编号机逐页打上号码，已免缺页漏章。
　　　这些日记绝大多数是记叙文，其中也有一些也以古体诗的形式为记。迄今到底写了多少字？我没有认真算过，在没有一年一个固定本之前，每天写的字数多少不等，至少也要写16开本的一页。用上一年一本的日记本后：日期、页码、星期都是先印好的，每天必须写8开或16开本的1页。就以每天平均800字概算吧，学雷锋以来的18000多天加上之前4年多时断时续写的，总计一千多万字是不会少的。
　　　这1000多万字，记下我这大半辈子：精神上的苦乐悲欢，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学习中的体会心得，交际中的良师益友，心目中的君子与小人……。偶尔随便翻翻，发觉很多趣事，引起无限回忆……
　　　诚然，从1959年开始写日记以来的50多年中，所写的也绝非全是心里话。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称写日记为“记变天账”、“记黑材料”，强行搜查私人日记，常以日记论罪，谁敢写揭露阴暗面的实话？我也写过一些大话、空话、原则话，所幸的是没有写假话。只好选取当时的当权者们认为的“正面”材料来采取影射、曲笔、反语等手法来写。虽然日记内容空泛，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觉察出造反派的罪恶行径。
　　　写日记帮我练习了字句，提高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为我积累了文艺创作的素材，使我从1978年开始以来，迄今已在国内国外报刊电台等传媒上刊播出600来万字的各类文字作品。有人问我有什么写作诀窍？我说：坚持天天写日记。晚辈们向我求教写作知识，我告诉他们：“坚持天天写日记，不会创作也会写作；坚持十年天天写，当不了作家也可当写家！”
（待续）

贵州老高

初露头角遭褒贬我的写作生涯24节连载之三
高致贤
　　　按：从1958年开始写作迄今（2014年）已56年了，我也有7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有百余篇作品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黔西北文学史》、《当代共产党人》、《贵州胜境》、《奢香故里》等50多种合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和杂文集《心口常开》以及回忆录《苦乐人生》等文学专集，也有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大奖。
　　　（待续）
　　　第三节  初露头角遭褒贬
　　　1964年秋进修毕业，我回到瓢井中心小学工作，又重新开始写作投稿。当时上级号召农村大办耕读小学，即由公社主办，教师不脱产，实行半耕半教，评工分加上公益金补贴；学生半耕半读，不交学费，课本由政府无偿发放。
　新学期开始，我便参加学区耕读小学试点工作组，到居乐公社的干河沟白泥大队搞试点，我负责文字工作，试点过程中，我选择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作法写成新闻稿，投给县里当时唯一的新闻单位：大方人民广播站。稿件播出后，校长脸上有了光，便向区委汇报，区委领导人也很高兴。
　  试点工作的文字总结，我除按规定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外，又将它改写成新闻稿投给县广播站，也被采用了，校长卢永书更加高兴。那时的稿费是3角至5角钱一篇，以后我就不时收到5角钱的稿费，便买了较好的硬壳日记本。因此，我对上坝公社等全区创办耕读小学的情况写些新闻报道，引起县里的重视。
　  县文教局的李遇春副局长，带着县教研室的罗忠玉等教研员组成的工作组到瓢井区调查总结上坝公社创办耕读小学的经验，卢校长接待他们时就吹捧了我一通，李局长便把我列入他们工作组的成员之一，并先确定由我来写这次的调查报告。李局长是个文化人，也是写作高手，我有意在鲁班门前弄大斧，乘机检验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更想在写作中得到他的指点。
　　　调查中他要求我详细记录（这正是我的强项，电话会我几乎能记下原话），调查结束，他谈一些看法就回县了，且反复交待：稿子在8000字以内，必须在两天内完成，只要原草稿，不要修改稿，并派专人直接送交他。
调查报告经他修改后全文在《大方县教育工作通讯》上发表了。不久，县人事局下文件调我到县教研室工作，并从教研室调胡发银同志到瓢井小学工作。胡老师到瓢井小学了，区委书记张世益找我谈话：县里下文件调你到文教局工作，我们不同意调你去，犯错误、受检查我去承担，没有你的事；区委决定你到八堡公社去办区农业中学，你去成头，我们派个民校教师当你的助手，请你给我们把农中办好。办农中是县委的指示……1965年暑假期中，我便到八堡复兴大队创办瓢井区农业中学去了，在办农中的过程中，我也随时向县广播站投稿，多数稿件被采用。
　  当年，县里召开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是瓢井区的代表之一，在大会上首次听到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县广播站长郭桂发的大会发言，了解一些写稿投稿的要求。他在发言中介绍了我写稿的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内容太杂等。会后我便向他请教，受到启迪，他成了我第一位零距离接触的新闻编辑人员。从他那里得知我已成为他们信得过的通讯员了，我的稿子不需要再向被采写单位核实就可以编播了。还从他那里知道：可以向省里的新闻单位投稿。
　  1966年5月，县委组织部下令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当专职通讯干事，瓢井区委还不想让我走，主持区委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傅光汉遭到县委组织部干事胡华勋的严厉批评后，亲自把我送到县委组织部报到。从此，组织全县通讯员写稿和自己采写新闻就成了我的份内工作！
　  当时寄稿件不贴邮票，只要将信封右上角剪去，或写上“稿件”二字就可以寄出了。此外，我还享有用公款发电报新闻急稿的权利，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上任一年多，我写《大方传达毛主席在湖南省革委成立社论上的最新指示》的新闻于1968年4月11日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4月18日《贵州日报》又登载我写的《大方传达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声明》的消息。我在采访中发现有的地方学大寨挖窑洞，这根本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便写了一篇《学大寨要紧紧抓住实质》的稿子，被1968年5月22日“贵州日报”的《内参》登载。此时正值所谓的“二月逆流”时期，报纸上还登有一些批判极左的文章，我和郭站长组织编播了一次批左节目，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压群众十分高兴，造反派十分反感。次日，造反进县革委常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吴维章问我昨晚上播出谁写的稿子？我说都是报上登的。他只好说我和郭桂发把时间拖长了。因为当时是利用电话线广播，广播时全县不能通电话，特殊情况要由广播站通知停播才能通话，但统一延长广播时间，邮局也不敢断电话线。
　　　不久，省里开展“三反一粉碎”运动，贵州日报寄给我的内参样报被吴私自拆开来看后，便借口说我攻击造反派，就把这作为“右倾翻案风”的证据，写大幅标语、印发大字公告：“不准臭老保利用通讯员身份攻击造反派！” 以此将我“粉碎”出宣传组，就不准我再投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