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贵州文学青年旅游团记

贵州老高

我参加贵州文学青年旅游团记

高致贤

　　　那是1985年2月初，我刚从文化馆调到大方县广播站不久，站长罗庆云便通知我参加贵州文学青年旅游团活动。这个活动原是我们采编组的负责人陈永德（笔名晓碑）看到启事后报名参加的，我报到后，他便让我去。

　　　2月1日到贵阳遵义路饭店报到，当晚的预备会上，我才知发起此次活动的原来是贵定师范学校的在校生刘学文。他用笔名刊登活动启事。他爱好文学，对文学旅游也十分热心，可按通知要求报到时须交本人作品来看，当时他尚未公开发表过作品，缺乏组织能力和社会经验，使多数参与者觉得他领导不了这次活动，是不是想借此骗钱？于是提出重新组织文学旅游的领导班子，实行集体化领导。

　　当时我已48岁，是全团年龄最大的，而且在报到的人中，唯有我带了一个发表作品剪贴本，与会者传阅着我那个贴有20余篇边缘文学作品的会上孤本，对我刮目相看。于是，人们便把组织此次文学活动的目光转向我，要求我出面组织。可我认为小刘已经作了一些前期工作，还是由他出面，按他原先的安排计划进行，只需选几位有社会工作经验的人帮助他即可。于是大家选出了高致贤、万山特区文化局的欧骁、安顺军分区教导队的廖钟波、盘县刘官地勘公司子校的钟志荣等一些人组成领导班子，我答应出谋划策，坐阵指挥。刘学文也觉得需要我为他稳住阵脚，于是与我俩就配合得很默契。

　　　第一场活动是请著名作家何士光与文学旅游团的全体成员见面，开展文学对话。当时没有车接他，我便约几个参会人员去接待室等他，但我们谁也没有与何士光见过面，他坐公交车来了，我们出去接他，途中与他擦肩而过。当我们返回会场时，他已经和会场中的青年们聊开了。

　我一进会场，有人向他介绍我的名字，他看着我说：“高致贤嘛，早知你的名字了，有人在车上向我介绍过你，你是冒牌文学青年了！……”，我说：“何老师，论自然年龄我快奔‘天命’了，可文学年龄我连青年都还达不到，最多算个小少年吧！”说得他哈哈大笑，顿时打破了会场的紧张氛围，一下子把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了。他便以漫谈方式向我们介绍全省和全国的文学创作情况，不时与大家对话，……为满足大家心愿，他留一段时间和大家照相。青年们争先恐后和何士光合影留念。何士光说：“这样吧，我就坐在这里不动了，我又不美；谁愿来照谁就来，照到好的给我一张就行了！”他一直满足了全体青年的要求，还和我们共进晚餐后才自行回去。这便是我与何士光的首次接触。

　会议安排第二场活动是请李宽定给大家讲演，他又是另一种风格。只见李宽定抛开空道理，从他如何体验写作《良家妇女》等作品切入，讲述他每件作品具体写作的始末。以后便是贵州日报社的罗马来介绍写作经验，他们也没有与大家集体合影，此前我就评论过李宽定的作品，虽然这是首次见面，但我们早已神交，我和他坐在一起时，黔西县的一位同会抓拍了一张给我。罗马呢？之前我已多次在贵州日报社与他见过面了，这次就没有合影了。

晚上，我回到饭店，想找服务员为我换一个光线好点的房间。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杂志，头也不抬地说：“没有了”。我看她读的正是我写的《雷打不动》，就说：“你在看到那篇小说有什么看法？”她抬起头来盯着我：“你看过吗？”我说：“那是我写的嘞”。“你就是高老师？”我说：“我是高致贤”。于是，她说：“待会我给你调。”她接着就说他们有个厨师也爱看书，请我和他见见面……那师傅就做了两个菜，我们三人就边喝边聊，聊得十分投机。后来还给我换了一个单人房间。

　　　第二天参观《山花》编辑部。当时叶辛任《山花》文学杂志总编，他主持了文学青年与《山花》编辑人员的座谈交流。李起超向我们讲了山花的用稿等知识和要求。因为我早就有小说在山花上发表了，所以，李起超一开始就称我为老朋友，真把我辟在文学青年之外。该社招待我们进午餐，叶辛为一些青年题词留念，并赠予每人一个嵌有“山花”金字的钥匙链牌作为纪念品。

　2月4日从贵阳到遵义，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请顾城与大家谈写诗。当时顾城正在走红，遵义（县级）市请他来任编辑，拟将该市文学刊物办成全国公开发行的诗刊。顾城夫妇同我们一起座谈，并合影留念。是夜住遵义军分区招待所。

　　2月5日，遵义地委宣传部的伍本芸和地区文化局的石定与我们座谈。伍本芸和石定与我都是首次见面，但名字早已在报刊上见过面，情况也互有所知，一见如故，座谈成了我们的交流。我唯恐冷落了本团的青年人，赶快请他们向大家介绍写作经验。会后，伍本芸和石定分别为我留下“永远进取”和“携手同行，共同进取”的题词。

　本来还可以继续游览一些地方，但有些青年要退出，并要刘学文立即退钱，有的人逼着他退钱，不退钱就要动拳头；并说要向刘学文读书的学校告他欺诈。形势有些紧张。我说：小刘组织这次活动对于大家今后的文学创作会有好处的，正如《山花》主编叶辛老师给某个同旅题词：“‘敢将文学理想实践，丑小鸭也变白天鹅’。大家还是继续吧”。有些人还是坚持要散伙。

我问小刘：你收的钱还在不在手？他说前期工作用了一些，剩余的还在。于是我向大家说前期工作开支一些是正常的，现在一下让他退齐，作为一个师范在校生也有困难，钱不够退怎么办？我的暂不退，他何时有了何时退，请大家不要逼他。其余的朋友能缓退的就请缓一下，不能缓的按“先远后近”的原则退还，不够的双方商定退钱办法，“好好开花好好谢，不要因此撕破脸”。当夜退了钱，次日便散伙。

　　　后来，钟志荣等还与我有过书信往来，刘学文毕业后也把钱汇来还我了。欧骁等朋友还发表了文章，尽管结局不够令人满意，但有何士光、顾城等著名作家和山花杂志社等那么些文化、宣传单位支持，贵州日报、贵阳晚报和省电台发了消息，我写了一条《贵州省成立文学青年旅游团》的消息发表在2月28日《文学报》上。所以，我很珍惜那次活动。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贵州作家何士光、叶辛、李宽定、伍本芸、石定都接待了我们，连外来的顾城夫妇也与我们有了交流。由于共同爱好，旅游团的成员之间也产生了情感，一张姓女士已公开表达她对比她年龄大的令狐之爱了，如果继续旅游的话……有的团员定会走上写作之路。

　　　这次文学青年旅游团的活动，在贵州文学青年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94年5月省作协第三次代表会上，我与何士光分在一个讨论组，会余我们谈及此事，他还记忆犹新。

　　1998年草于大方县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