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诗歌小集》自序 我不善写诗,但我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到我的“写作生涯”时却写下这样一句:“如果说我已进了文学殿堂的话?那么,诗便是我敲开文学殿堂大门的一块砖。”这是我内心的真实表露。我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诗歌,但我相信我在襁褓中就时常听到母亲为我唱儿歌;少儿时跟着小伙伴们唱儿歌;青少年时期放牧、耕地唱山歌,自学开始读诗歌;写作开始写诗歌;我发表的处女作还是诗歌。 我第一次发表诗歌,可追溯到1959年《大方文艺》上的那首《肥堆高入云霄》。但真正在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诗歌时,已到我“不惑”的1977年,就是在《贵州日报·娄山关》文艺副刊上发表的那首《彩船载宝飞向前》。此诗发表,在我们地区的影响较大。发表时,毕节地区正集中全区“笔杆子”在毕节修改全省“百面学大寨红旗”的典型材料,我也参加了。那天,来自威宁县的张自力突然要我请客。为什么?原来是他先看到我在贵州日报上发表的诗歌。请客是假,写作组的领导让食堂加两个菜,让文友们表示对我的祝贺和鼓励,这才是真的。因为这首诗,我才与著名作家陈学书取得联系。此前,我还有《蚕蛹的回顾》和《种子的自述》发表在纳雍县的一份叫做《乡土》的油印内刊上。虽然那刊物还是非正式出版物,但我觉得那两首小诗很有哲理,我便将它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蚕蛹的回顾》便被该出版社收入公开出版发行的《绿洲》诗集。 我为什么首先学写诗?是我觉得诗像我们家乡的山歌那样,顺口、押韵、好记。我不知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听到小朋友背诵几句“台湾糖,白糖甜,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甲午年,起纠纷,中日一战我军败,从此台湾被日本侵”的诗,从诗中学习了历史知识。与此同时的许多散文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这几句诗迄今我还记得。所从我写的也是民歌体的诗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各省报刊纷纷复刊,地、县也渐渐办起内部发行的报刊,这些报刊均辟有诗歌专栏,发表诗歌园地增多了,我也写起诗歌来。写过歌词来写诗,便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有《鸿毛的骄傲》、《观瀑》、《助产士》和《你在想些啥?》等一批诗歌在省内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出来,高致贤这个名字也开始引起文艺界的一些编辑注意,读者中也知大方有个高致贤在写诗,这便激起我写诗的兴趣。 80年代初叶,我被毕节地区文化局借调去协助编辑《高原》文学双月刊时,还选编过一些诗歌,与诗人陈学书同室“操编”,从编务到编辑,也学到了一些写诗技巧。但因我的文艺创作起步较晚,“不惑”早过,时已直逼“天命”之年,写诗激情没有了,发表诗歌的园地也减少了许多,我便将写作重心渐渐转入随笔杂谈,很少写诗歌了。尤其是“朦胧诗”冲击明快诗之后,我便基本不再写诗了。不过,这时我在贵州文艺界已有了一丁点儿影响了。 为了写诗我苦读诗,尤其是读现当代名家的诗,从中模仿名句,发现问题,深感90年代前的编辑们非常关心学写诗之人。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诗刊》副总编邹荻帆老诗人描写卖冰棍的《街头小景》,诗中有“雪中送炭,犹如火里送冰一样的重要”之句,便给邹老写信:“邹获帆同志:您的近作《街头小景》(见《人民日报》九月十六日第八版),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不平凡的诗句,这对诗歌习作者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启发。拜读再三,倍觉新颖。但其中有一喻句似乎写颠倒了。即第三段中的“雪里送炭 和火中送冰一样有情谊”。“火中送冰”,是您诗中提出的新句,“雪里送炭”,则是人们熟知的成语。您采用以熟喻生的修辞手法,加深读者对本诗的理解。这样,“火中送冰”为主体,“雪里送炭”则为喻体。习惯上的一般用法是主体在先,形成问题,喻体在后,紧接说明。据此,我认为在您这首诗中的“雪里送炭”和“火中送冰”应交换位置,以免别扭。我这个无名小卒的肤浅之见,不知对否?冒昧写来,恭候赐教! 顺颂编安! 贵州大方县高致贤 1981年9月21日敬上“ 不久,便接到邹获帆同志复信 “高致贤同志: 谢谢您来信指出拙作《街头小景》中,关于“火中送冰”与“雪里送炭”的安排。您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我如有机会出单集,当遵嘱修改。 当此,并颂 近安! 邹获帆1981年10月21日“ 1980年1月26日我看到《解放军文艺》社李瑛社长发表在当年第1期《诗刊》上的《阿尔卑斯雪岭记游》组诗中,描写阿尔卑斯山的积雪突然被狂风刮飞时有“抽醒了狂奔的烈马”之句,我便给他写信: “李瑛同志: 拜读了你的近作《阿尔卑斯山雪岭记游》(见1980《诗刊》第1期),心潮澎湃,享受极美。感谢您以诗的形式,把我带到国外名山一游。激动之中,写了一些感想文字送到《诗刊》。这里,冒昧地给您提一条意见——“抽醒了狂奔的烈马”句中,您把强风比鞭,雪涛喻马。但从诗之起笔至此,强风乃日夜不息,并非骤起。而烈马狂奔,也非睡狮,故觉“抽醒了”改为“抽打着”似乎更为恰当。 李瑛同志,您是当代的名诗人,我乃喜读诗歌的无名之辈,您与我应为前后两辈,或为师生之称。我冒昧地给您提意见,相信不会见怪的。此不礼貌之为,实为班门弄斧,敬望赐教! 敬祝编安! 高致贤1980年1月26日于大方” 2月19日就收到他2月14日这除夕之夜给我的亲笔复信: “高致贤同志: 一月廿六日悉。 谢谢你对我的小诗所提的意见,待将来收编诗集时,当改为“抽打着”,这样较好。 访瑞的诗,我共写了十二首,除给诗刊的四首、人民日报的一首外,人民文学还有四首,也许近期刊出?还有三首也拟交出完债。这样,就不准备再写这一方面的诗了。 我写作全在业余,将来希望得到你更多的帮助和批评!问候 春节好! 李瑛 1980年2月14日夜“ 这些名诗人如此礼贤下士,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良好印象,激励我写诗的热情! 我发表于1980年第5期《苗岭》上的《鸿毛的骄傲》一诗被选入《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集》,也算在贵州文学史上留个纪念! 因为我写诗不多,不能成为诗集,所以,这个集子叫诗歌集。除了诗之外,还收入了我创作的歌词,我收集的山歌、儿歌、散花词;以及我的致香胞兄收集的“哭嫁词”。是一个集诗、词、歌于一本的小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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