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与贵州彝文古籍

贵州老高

丁文江与贵州彝文古籍
　　 高致贤
　　 走进北京民族文化宫，便可看到民族古籍大厅里存列着《爨文丛刻》和《西南夷志》等重要彝文古籍。来自贵州大方县的这两套大型丛书，均与丁文江（1887—1936）先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位20世纪初研究地学的大学者，为何会与西南边陲的大方县有这么一段彝汉合作的缘分？
　　 20世纪初期，时任民国中央地质研究所长的丁文江（又名丁在君）率队到大西南考察时，发现西南彝人勤劳、勇敢、智慧。1929年冬，他来到贵州大方县（当时叫大定县），便着手研究彝族人民，一面测量彝人体格，一面搜集彝族文化。先从内地教会传教士斯密特小姐那里得到一本彝文《玄通大书》，且知教会里有位彝族师傅能读此书，但他不通汉字，不能将此书译成汉文。之后，丁文江访到大方县东关乡有位彝族老先生罗文笔，虽已年届古稀，但为翻译《圣经》50岁后始学彝文，信基督教，便派人邀请罗文笔。
　　 罗文笔应邀，带着彝文《帝王世纪》前往会见，并逐字逐句向丁文江解释，使丁得知该书是写水西安家历史的，便请罗做翻译，并约请罗将其家中珍藏的七部彝文古籍和丁文江在外面收到的三部彝文经典译成汉文。具体规定了译文方式和润笔费之类的相关事宜。
　　 按丁文江要求的第一行抄彝文，第二行用字母注音，第三行汉文直译，第四行汉文意译的方式，罗于当年冬着手，次年三月便译出《神权经》，丁很满意。罗又相继译出《干岁衢碑记》、《宇宙源流》、《帝王世纪》、《献酒经》、《解冤经》、上下卷、《天路指明》等彝文经典。历时三度春秋，译成10余万字。丁文江从外面收到的《夷人做道场用经》、《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和《玄通大书》等，经罗译定书名，但罗认为未经师傅同意，不能翻译全书，故保持原貌，只按原文抄出。
　　 丁文江将上述已译和未译的彝文经典收集之后，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于1936年1月出版，定名为《爨文丛刻》。为保持彝文原貌，便采用罗文笔先生的墨迹石印。因玄通大书原本的尺寸很大，不能十分缩小，故以其版本为准，使丛书版面高37.5公分，宽26公分，厚2.8公分。大于其它版本，且以“甲编”出版。看似还有“乙编”、“丙编”等计划。可就在该丛书出版之际，丁文江先生便撒手人寰了！
　　 抗日战争爆发，该丛书随史语所辗转于长沙、桂林、昆明而至香港，流落民间。1956年纪念丁文江逝世20年之际，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的董作宾先生有幸在香港的旧书市上得到此书，使之得以再版流传。
　　 贵州彝族古籍文化得以书面形式流传下，丁文江先生功不可没，董作宾先生做了大好事。罗文笔先生留下这笔宝贵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