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祭文寄哀思】悼念创“7.9”步枪弹品牌的王桂馥专家

贵州老高

【再发祭文寄哀思】悼念创“7.9”步枪弹品牌的王桂馥专家

高致贤

王桂馥老先生家电话怎么没了呢？这是我曾多打通的电话，突然没有了，便觉得有些蹊跷，于是，2月17日，我把电话转弯抹角地打到中央民族大学杨恩勋书记那里，听恩勋说：近年他与其爱妻罗素芬住进养老院，家中电话撤掉，随着他便告诉我一则讣告：

我国著名兵器和彝族古文字研究专家，彝语言文学研究学者王桂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2月3日凌晨1点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酌定于2009年2月7日上午9点30分，在北京朝阳区殡仪馆举行王桂馥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王桂馥先生治丧委员会

二00九年二月五

王桂馥工程师是咱大方县人，与我曾有过深深的交往。读此讣闻， 不禁令我想起1980年至1981年我们与王老工程师朝夕相处、同吃同住100多个日日夜夜，其间耳濡目染，让我从中了解到他的辉煌业绩，感受到他的崇高品德，体会到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他创立了“7.9”步枪弹品牌，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1939年他从南京金陵大学兵器工程学院枪炮制造专业毕业后，即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建立了诸多功勋。

先在抗日政府国防部兵工署贵阳野鸭塘第三材料总库任职期间，奉命前往云南腾冲接收美军沿滇缅公路运来的兵器、弹药等军工器材并维护运送到重庆，及时支援了抗日前线对日寇的战斗。

1942年在重庆南岸第20兵工厂第一制造所任工程师，为国内首次研制生产成功25毫米机关炮曳光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日将士打击日寇，获得了国家高级别勋章的嘉奖。

解放前夕，国民党要把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运往台湾，他一面采取一推二拖三躲避等办法应付国民党，一面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护厂斗争，有力地阻止了国民党反动军队溃逃前的疯狂破坏行动，保卫了国家的重要军工财产，他也终于留在大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重庆解放后，在驻厂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他积极地展开了排雷、重建工厂、恢复枪弹的生产线工作，工厂更名为国营791厂，他任生产科长兼工程师。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在苏联专家尚未到达之前、只收到由苏联送来的步枪弹样品之时，他急战争之所急，争分夺秒地独立进行样品分析化验、编制生产工艺及生产流程，并生产出3万发新品步枪弹送北京打靶试验，获得成功，创立了有名的“7.9”步枪弹品牌。投入大批量生产后，保障了整个朝鲜战场的需要，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嘉奖，并于1952年代表工厂到北京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他常用英、俄、德、日等外语作记录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工厂投入100千瓦大型电动机的研制开发，王工带领技术组攻关，1956年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制造后，王工就一直担任生产技术和产品检验工作，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和生产的需要，使工厂更名提升为国营长江电工厂。

1960年初，王工受命调往国家一机部六局北京齿轮总厂机动科任工程师，工作期间，他翻译了大量由苏联、德国、日本进口来的设备的技术资料，保证了设备的正确安装和生产运行。

他一生为研究科学技术而孜孜不倦地钻研外国语言。他的办公桌上常放一台小收音机，雷打不动地按时收听中央或地方广播电台外语教学节目，边听边记，常学常用，不断更新。1980年冬，李双江、关牧村等名家在北京举办“京津音乐演唱会”，我花4元钱一张的高价买了4张甲级座票，马昌达、李进修同我好容易劝他同去听了一场。他听得很满意，但他又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旷了一节电台播出的日语课。

自费行程七万里，抢救彝文献余热

在与王工相处的日子里，年近古稀的他，个人住在中央民院的彝文编译室，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午休后照常上班，晚餐后还要加班到零点，再到户外活动半小时才睡觉。他的办公室内挂着上万张资料卡，他在忘我地进行彝文编译……

他为什么晚年还这样忙？原来是他又潜心于古彝文的搜集、整理和编译出版工作了。为此，他于1974年退休之后，不畏年高，自费奔走于川、滇、黔、桂的彝族地区，或穿街过巷，到民委或民族学院查阅史料、借鉴学习；或涉水跋山，深入彝村彝寨挖掘民间藏品，行程数万里，挖掘出几十万字的彝族古籍文化财富。

当时他正在编辑一部《彝文汉文通用词典》和筹划一部《彝文字典》。《彝汉通用词典》已经脱稿，《彝文字典》尚处于初编中，他拟将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四省区通用的编在一起；将其中某三省区通用的、某两省区通用的或某一省区专用的分别编在一起，有的字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用法，一个字他就要编好几遍，工作量很大，别人又插不了手，他便加班加点地干。正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王工为人十分谦逊。他大学毕业时我才两岁，可他却硬要我为他修改那部词典的“前言”和“凡例”，我只好遵命。张冲逝世后他写诗悼念，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根据他的意思说，王工：是不是可以改为“彝心只为报党国，诲撒骨灰金沙江”？他欣然采纳。

他虽是从旧社会过渡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对共产党始终是坚信不移的。1981年，时年68岁的王工还在写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共产党，他征求大方县委副书记李进修的意见时，我看他写得情真意切，尽管因他经历复杂而未能如愿，但他爱党之心从不动摇。

我被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对此写了一篇题为《王桂馥退休后旅行七万里为抢救彝族文化贡献力量》的稿件，被《北京晚报》发表于1981年1月4日的头版头条！消息发表之后，北京广播电台又加以播出，好几位与他大学毕业后就未见过面的同学闻之，便打电话向他祝贺，中央民院陈士林教授的夫人也特地到他的工作室来拜见他。

王工还会同彝族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彝文专业和彝文古籍研究班，面向全国招生，培养了大批研究彝族古籍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才，为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彝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

彝族同仁的“驻京联络处”

王桂馥老先生1913年出生于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中箐乡（今八堡民族乡）彝族农家，20年代离乡外出读书，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一直在外地工作，但他的故乡情结却很浓，70余载乡音未改，家庭布置全系家乡风格。1974年退休之初，他便回故里支持大方一中校办工厂研制生产腐殖酸氨的机器，同时在家乡调查、收集彝族历史文化。他还让长子王家元分到大方一所区乡中学当教师直到在贵州退休。

“大革文化命”结束，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他立即展开了彝族文化的搜集、发掘、整理、翻译等抢救工作，先后用了五六年时间，几乎走遍了云、贵、川、桂四省区的彝族聚居的县、乡、村，不但与本民族的同胞建立起深厚情感，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也有了良好的影响，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为人十分严谨：一天，我和李进修、马昌达请他到全聚德去吃烤鸭，他不坐板凳。问其何因？他说他有200多斤体重，一次去祝贺友人结婚，不慎将友人的新床枋坐断，弄得很尴尬，从此他只坐结实的方凳或椅子；一次他到贵阳黔灵山去称体重，那称最多只能称100公斤，他刚站上去，称主就求他快下来，说他的秤受不了。从此他再不上那种秤去称体重。处处为他人着想。

就这样，凭着他丰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崇高的威信，高尚的品格，为人之宽厚，待人之热忱，无形中成了个“自然领袖”。家乡人到北京，想去看看他；与他工作过的同志、受他教过的学生到北京，也想去看他；全国彝族人民中知其在京者，到北京更想去看看他。不同辈份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都尊称之为工程师。故尔，王工程师的住处便成了大家的“北京联络处”。

在他那里，我们见到了许多彝家著名人物：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逝世，我们从他那里收到张冲治丧办事室（当时未成立治丧委员会）发来参加追悼会的通知，到张冲追悼会上零距离地看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时任美国华侨总干事的龙云家二公子龙纯武回国奔丧也来看他；从奴隶到将军的罗霄的女儿——周总理抚养成人的罗振涛到中民院过彝族年也来看他；张冲的长子乌谷等到京也常到他办公室来拜访；国家民委主任伍金华，四川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冯元蔚，西南民族学院院长苏克明等也常是他的座上宾，贵州省人大副主任禄文斌，省民院、民委的领导更是凡到北京必去拜访王老专家。我有幸在王工程师那里得与他们结识或交流。我早已羡慕的被誉为喻为“彝族之鹰”的空军战斗英雄的杨国荣（或叫杨荣国？），也是在他拜访王工时，我在王工的办公室与他接触到的……

王工逝世后，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贵州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滇川黔桂彝文古籍整理协作领导小组、贵州省彝学研究会、贵州省毕节地区彝学研究会、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彝学研究会等单位和许多亲友发了唁电。

一位退休工程师为何有那么高声望？回答只需四个字：德高望重！

2005年国庆期间我到北京去拜访他时，92岁的他，还念念不忘家乡的建设，还想回到故乡大方去走走看看，我与他夫妇共进午餐后依依惜别，我答应再去拜望他们，想不到那竟成为我与王老工程师的最后见面。

呜呼，斯人去矣，英名长存，愚无什么敬挽，仅以此迟到的小文敬奉于王老工程师的灵前！

晚生：高致贤敬祭！

2009年2月18日于深圳。

补注：此文收入我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快乐人生》一书。后由2019年第一期《毕节春秋》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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