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劲的中师三年级

贵州老高

奋劲的中师三年级

高致贤

1963年秋升入中师三年级。我知道：中师三年级是我这一生最后的学历。如果没有一个好成绩来毕业中师，那将是我的终身遗憾！

我们中三的班主任换为陈世琼老师。我又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和校团委组织委员（团委书记是专职的黄老师）。这对于毕业班的我，工作已经够重了，但学校党支部又让我兼任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这个工作更具体，工作量就更大了！前面说过，我们班的同学有资深校长、教导主任、县教研室副主任，有1953年参军后转业到学校当校长的，有的同学教的学生已经大学毕业分到毕师来当教师了。这些进修生对毕师的新教师尚且不怎么放在眼里，何况本班同学？然而，只要思想工作做好了，又是一支学习、工作的骨干力量；可是，一旦扯起皮来，学校领导也难解决。大家的想法就是：大不了就回原单位教书；一次拔河比赛中，判法上有些不公，但因中一进修班的班主任是校长夫人，中二进修班的班委会和团支部便告到学校党支部书记那里去讨说法，校长也不敢轻视。

但是，大家又有一大特点：佩服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在中一、中二的学年总评成绩都保持在前一、二名，这使我去做思想工作比较有效。那位1953年参军的彭老校长有点不当的言行，老师不便找他，便让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我与他边谈话边散步，走了两公里多小路，终于把他说通了，以后他还成为我们学生会很负责任的生活部长。当时油肉吃得少，学生夜间小便多。那时候有没有室内卫生间，男女生宿舍都放有便桶，每天清晨要倒尿，他不但督促值班同学做，还亲自带头洗便桶。

我任主席的那届学生会干部比较强，副主席是中一普通班的吕开邦，普通班涉及到升、留级和毕业后的工作分配，故我不便多占用他的学习时间，社会工作多让进修班的同学承担。学习部长周祖宣兢兢业业，后来当上毕节行署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专员；吕开邦任教几年后改行行政，后来当了毕节地区人大工委主任，当处、科级干部的就多了！。

读中三那一年我的社会负担太重了：学生会、团委会和班团支部的值班均要参加，我们的毕业实习就在本校的附小进行，没有离开本校，学校的一摊子工作交不出去，一切照旧由我组织开展；实习工作也要具体安排评判，与实习学校开展文体友谊竞赛等活动也要由我去组织，课外阅读时间不够，成绩有所下降了。好在我享受到单人独住的特殊待遇：住在校团委办公室。

团委办公室设在学校党支部、校长室的楼下。那座小洋房是1943年3月20—22日，蒋介石到航发厂视察时下榻的地方。团委办公室就设在当年宋美龄的小舞厅里，我单人独住，十分宽敞；且不受学生宿舍按时熄灯、按时起床的限制，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加班加点学习。我的学习成绩保住了，仍以前5名的成绩毕业，可身体却被拖垮了：体重下降了十多斤，贫血，毕业前夕，一次晕倒在毕师学校的厕所内，回到瓢井小学后，又一次晕倒于学校的厕所内，打了一个多月的维生素B12。

1964年7月毕业考试时，全班只有42人了，其中还有两名是从普通班留级下来的。初入进修班的120多名学生，坚持到毕业的只有40名，学校没有发给毕业证书，县里也未重新分配，全部回原单位工作。进修三年中，我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五好团员”。1964年“五.四”青年节，被评为“贵州省五好青年”！奖状还是我毕业回原校工作后，才由省、地、校、县的团委逐级转发到我们瓢井区机关团支部；我毕业回校工作一个多月后，机关团支部书记譚昭明才把团省委的奖状转发给我。

未能学到毕业就离校的80多人中，绝大多数是学习跟不上，由学校辞退回去的；有的则是因为学生生活比当校长、教师的苦得多，吃不了学生生活之苦而自动退学的。他们虽然没有读到毕业，但他们工资待遇并未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毕业后也没有按中师毕业生评定工资，原来的工资待遇没有改变，后来大家都和初师、速师生一样晋级调资。且先回本单位的人中，有的还得到好处：如在我们进修期间他们提拔了；有的因自己回到学校就保住了妻子不被下放。入学前我已被指定为瓢井中心学校临时负责人，并负责领导全学区工作，只待正式行文了。如果我中一就回到原校去的话，我起码可以作为参与决定1962年学校下放人员名单。在下放公校教师时，还有小学毕业的民校教师转为公校教师，那么，我妻子是简师毕业的，也不会在我读中二时被下放回乡当农民了。进修对我有得有失，所谓得之东隅，失之西隅也！好在以后我妻子又代课转正了！

中师三年间：党支书真空如，校长刘传谷，教导主任张时福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位给我印象更深的是老红军黄廷学老师。他没有具体职务，听说是组织安排他到学校里来学文化的，但他却很会做思想工作，有空就和学生聊天，了解学生思想，关心学生生活，迄今我还记住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

1964年中师进修毕业，这便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我从1944年正式拜孔子入私塾算起到1964年的20年间，断断续续读了两学多私塾、两年初师和三年中师，共7年多的学生生涯，得到老师授课的时间不到7年。这便是我此生的全部学生生涯。而且直到1987年我晋升记者职务时才拿到由毕节师专代补发的、由已降格为毕节县师范学校盖钢印的中师毕业证书。那便是我此生唯一的一张毕业证书。因为领到毕业证的时候，我也是天命之年了，所以我就称之为“天命毕业证书”！

2024.5.27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