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的文稿变为铅字、电波、上网之时,抑或收到稿费,尤其是晋升记者和加入省作家协会之时,无不强烈地思念起我的语文老师舒家骅。
儿时读书,曾幻想过当记者、当作家。但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这无异于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而后竟成了现实。这当然首先要感谢党和政府给予我读书的条件,也不忘相关方面的诸多关怀,可我记忆中最具体、最深刻的却是舒家骅老师。是他引我迈开走向文学殿堂的第一步。
那是1961年秋,我回到母校:毕节师范学校进修。又是初师时曾上过我们语文课的舒家骅老师来上我们中一的语文课。寒假开始,他布置我们每人写篇假期见闻。回到学校,首次作文课上,我就如实记录家乡一次打脑膜炎预防针的活动。作文交上去了,我总觉写得干巴巴的,因而惴惴不安,惟恐让老师失望,课余还故意避开他。
谁知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花了两节作文课的时间来讲评我的那篇作文:什么主题鲜明突出啦,语言生动朴实啦,谋篇布局合理啦,等等。用理论结合我那篇作文一讲,给我的印象就无比深刻,作文知识增加了不少。许多写该文时没有认识到的东西,经老师破解,我才恍然大悟,终于懂得了一个道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容易获得成功。
之后,舒老师将我的那篇作文推荐给校刊发表,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和写作积极性。课余我就悄悄试写,写后请舒老师指点。他未任我们中二的语文课,但学生成立课余写作组后,他普遍辅导之后,又给我“吃小灶”,具体指导我修改作文。我稍有点进步,他就表扬、鼓励。使我的写作兴趣越来越浓,并大胆试笔投稿了。
舒老师读大学时就被划为“右派”,1957毕业分到毕师教初师语文,对学生很关心,这又成了他“拉扰学生”的“罪状”。1961年我回母校进修,他又摘帽回校上课,我又得到他的关怀。自1966年他再次被打成“翻天右派”后,就一直没有和舒老师见过面了。后来得知他从毕节师专调回他的故乡云南大理州下关师专任教。我试着给他写封信,他已退休,由下关师专转给他,竟然收到了老师的回信,仍然十分关心我的写作。
写此拙文,遥寄思师之情。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教过的学生太多了,一生授课时数许许多多,未必会想到那节作文评讲课对我的一生起了这样大的作用。但我,作为一个受益匪浅的学生,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老师恩情的,这当然包括所有给我以教益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