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生涯

贵州老高

学生“骗”我情深深
教师生涯一二三连载之一
高致贤
　　
前言：1958年从毕师提前毕业分到瓢井中心小学任教。1961年至1964年带全薪离职到毕师进修中师，1965年秋到苗家山寨白手起家办农中；1966年5月调县委宣传部工作。我的教师身分7年，实际教学生涯不满4年。但却给我留下很多难忘的印象。这里写三件事做个纪念。
　　　

学生“骗我”情深深
　　　
1960年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一头扎进陋室，蒙头欲睡，可怎么睡得着呢？晚餐尚无着落，越发感到吃了上顿无下顿之悲惨！

前几天召开学区教师会议，我负责报到工作，王桂举、陈胜华们报到时，我错将10斤的粮票作1斤退出去，这就得赔上9斤，计13天的口粮。在当时，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吃的。十三天啊，人们都吃“低标准”，整天处于饥饿状态之中，谁还有余粮借人？

“老师，请您给我们讲道算术题。”学生班长孟信富把我请到楼下的教室中。学生们似乎显得特别“笨”，一道并非很难的算术题，我反复讲解他们都说还未听懂。十多个学生围着我轮番问个不停……

几个身影从教室外闪进来，带头的是少先队大队长熊启芬。他们不问题目，显得神神秘秘。可因他们一进来，我身边的学生们都说听懂了。全都匆匆离去，且一个个回首看我时都闪过怪怪的目光。

推开寝室门，我傻眼了：一个大纸包摆在我的床头，打开一看，里面竟是50个刺莓粑粑，还有一张纸条：
“老师，请原谅我们吧，我们骗了您……”

原来学生们并非不懂算术题，是怕我不收他们送我的粑粑，设计将我“骗”出寝室。
一个个红色的刺莓粑，那是用当地的野生果实——刺莓加玉米磨成的。刺莓是一种红荆棘上结的小粒果实，学名叫“救兵粮”，也有称“救饥粮”的，是人们充饥的一种好野果实。相传，古时候有个将军带兵打仗，兵败之后，逃难途中没了军粮，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在山野找到这种甜带微涩的红籽粒充饥，救活一支军队，因而得名“救兵粮”。正值我断炊之时，学生们用它磨成粑粑来救我，我该叫它“救命粮”。我的泪水猛然如断了线的珠子。后来得知，是我连日沮丧着的面容引起学生们的注意。他们知道我被食堂扣了13天的饭票后，便由六年级班的班委会和少先队中队委组织本班学生课余上山打刺莓，到生产队收过包谷的地里去捡社员漏收的玉米棒儿，剥下玉米粒与刺莓混磨，偷偷请当炊事员的家长背着司务长做成粑粑供我渡过难关。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58年过去，当年的少先队员们已经手牵孙子游乐了，且知有个学生的孩子已成网络专家，还是我的博客圈子的资深成员。当然，也有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事沧桑，我早已由乡进城，由城退休，并旅居经济发达的深圳市，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新时期以来，我曾吃过几千元一桌的筵席。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任何高级的食品都没有学生们送我的“救命粮”珍贵，那其中的滋味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只能将它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品尝。当我忆此事时，总是一次再次感谢我那些可爱的学生！

（待续）

午午

散文也有续集

贵州老高

学校建在苗家寨
我的教师生涯一二三连载之二
高致贤
前言：1958年从毕师提前毕业分到瓢井中心小学任教。1961年至1964年带全薪离职到毕师进修中师，1965年秋到苗家山寨白手起家办农中；1966年5月调县委宣传部工作。我的教师身分7年，实际教学生涯不满4年。但却给我留下很多难忘的印象。这里写三件事做个纪念。
　1965年暑假中的一天，瓢井中心小学校长卢永书通知我：区委决定让我到八堡公社创办区农业中学，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
　次日一早，我背上背包，怀揣《毛/主/席语录》和一个日记本，便跟着学区指导员邓正银去到八堡公社复兴大队。那里有本校教师余永达的女儿余兴荣在教民校，我们在她那里吃过午饭后，约起大队长杨文斗到上寨生产队去找到大队支书李德全、生产队长李德忠开个小会。邓正银校长向他们传达了区委决定让我到他们那里创办区农业中学的意见就走了。
　其实，大队早已接到公社通知，校舍已定在上寨生产队的公房里。上寨生产队42户人家，集中住在一个村子里，其中41户是苗族，农中就办在这个苗家山寨里。
　农中怎么办？没有一分钱的开办费，除了生产队借给我们一间公房外，其余就一无所有了。我仍然属于区中心小学编制，平时下乡，每天还有3角钱的出差费，可我到乡下办校，对我这个县学“毛著”积极分子来说， “开办费”就是自买的那本《毛/主/席语录》，里边什么东西都有，不但不给一分钱的开办费，还因离开了本校办公，连每月1元5角钱的灯油费也没有了，自己也毫无怨言。
　大队支书李德全安排我和单身苗族青年李德文同住在他那七八平方米的小茅屋中，我出棉被他出草席，同床就寝，共用一炉，各自为炊。大队派苗族贫农社员李德青和我一道建校。邓正银临走时交待：学生由区里统一招收，要求我于9月1日开学。
　离开学时间只有12天了，李德青和我先背石头砌个灶火。田坪生产队长吴世全借给我集体食堂使用过的一套炊具；公社小学借给我们一块黑板，自掏腰包买盒粉笔；大队长杨文斗借给我17块寸枋当课桌，每块木枋3人用；坐凳开始用石头代，后逐渐改为学生自带；课本由县文教局统一发送。区里安排民小教师赵钦宗来校上语文——他是贵州大学中文系肄业的。这样，我们硬是在9月1日开学了！
　学生来自全区12个公社，全部免费入学，近的走读，远的住校，教室楼的竹巴条上铺满了床，就借宿苗家牛圈楼。楼上堆满干稻草，一旦着火，就会把全村茅草房烧光，我反复交待，严禁带灯。学生干脆钻进干草中睡觉，省得用铺盖。
　赵老师来后，李德文的小床睡不下3人了，我就和学生一起到教室楼的竹巴条上去铺床，没有楼梯就砍根带桠杈的木棒代用。开学之初，学生带粮带菜，每天凑米集中煮饭，蒸熟之后分饭吃。开学后，我们首先种菜，渐渐用集体种的蔬菜统一做汤了。我和赵老师开锅，他的口粮由区里从救济粮中解决，但无副食供应，我每月有4两菜油供应，与赵老师同吃，平时我们就自己卤酸菜吃，一个学期下来，还剩下5两多菜油送给苗家五保老人陶幺奶。
　　村子里家家养狗，我们去挑水必须3人同行，中间人挑水桶，前后2人当保镖，各持棍棒防狗咬；但只能防而不能打，打了就会影响民族团结。星期天，我带学生到十多里外的石板公社去背煮饭煤，得到县劳模李昌喜的减价照顾。
我们实行上午上课，下午生产。以开荒种地为主，兼打毛栗、割茅草、参加当地修公路和修筑水库等有偿劳动。公社指给我们一片荒地，公社书记周英发亲自借几头牛来带我们犁荒田。学生都是来自贫下中农的劳动力，还有生产队会计，生产劳动管理有一套。
第一次“半耕”是打毛栗。季节尚早，毛栗球张口的还不多，没有手套，镰刀又少，只好打下毛栗球果用脚踩，或用石敲，取出宝石般的栗籽，谁都想尝几颗鲜，我也尝了一颗。我说：“我们先忍点嘴吧，看看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有多少？”全班学生就不吃了！
次日上街，全部毛栗卖得3元多钱，买了一担木粪桶和一个粪罐，还剩两角多钱，这便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笔收入。
时值金秋，满山是宝。我们利用每日下半天劳动的时间，边垦荒秋种，边割茅草边打毛栗，又卖得30多元，已超过我的月薪不少了。我们又买了一头小母猪。卖主知道我们的钱来之不易，让价3元。当时尚无“优惠”之说法，反正他公开少收我们3元钱。我们自己筑土墙、盖茅草，修了一间八平方米的畜圈，关猪，也可关牛。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故在教室挡山边修此敞畜圈。
当时区里正在复兴大队修凉水井水库，我们带学生去挖土方，按方计价收现金，学生各挖土方各收钱，学校一分不提留，比在生产队劳动划算，所以，一些有文化单身社员都想去农中读书。
县林业局要在乡下建杉苗圃，区和公社为我们联系到这笔活儿。我们从垦地、制种、育苗、管理全包干，共收入300多元。大队党支书李德全帮我们买了头大黄母牛，用于耕地、产崽。学校又有了一笔大财产！
猪牛是要吃东西的，学校初建，又无饲料，只好在劳动时安排几个学生打猪菜，割牛草。加上师生51人自炊的那点点少得可怜、淡得见底的淘米水饲养，它们和我们一样过得很清淡。我们两个教师，每月才有我的4两菜油供应，极少吃上猪肉，却把那猪、牛喂得胖嘟嘟的。
多数学生走读，少数学生和我们住校。住校生天一亮就外出捡野粪。我和赵教师负责饲养猪牛。每天清晨，我们一个在家（与苗家单身青年李德文同住茅屋内）挑水煮饭、改作业、喂猪；一个放牛上山、捡柴禾还要兼备课。上午上完4节课后，下午或开垦荒地，或搞小秋收，我们又和学生们一起赶着牛儿上山坡，朝夕与牛相处，与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牛是我们亲手劳力创收来买的，且又是我们学校“半耕”中不可缺少的，故尔我们对牛的情感，有如骑兵与战马一般，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我们与牛的这种感情的。我们对牛的感情深，还因为我们需要役牛。公社划给我们一批二耕地，我们自己垦了荒均需役牛耕翻。学生都是全劳力了，学校不交公余粮，也不搞“人七劳三”分配，劳动评工记分，全部“按劳分配”。虽是半耕半读，后来赵老师告诉我：第一季秋收分配就人均分粮250多斤，相当于一般生产队的农民分配数量。
　那里的交通之难，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生产队里牛马多，只有两条小路进出，路面经牛马踏成均匀的泥水坑，坑沿几乎如铁路轨道，晴天坑内泥水少，坑沿就干，人可踏着坑沿走；雨天坑水漫无沿，只好涉泥水走路，我们天天奔波于其间，常是一天穿破一双新草鞋。我们有时还得白天夜晚都在走。为什么呢？虽然处在生产队，但作为一所区办农中，无疑成了公社文教中心，文化工作也得抓。
　八堡公社组织文艺汇演，大队支书请我们去参加，想不到我在毕师进修时学到的文艺表演在这偏僻边远的苗家山寨还派上了用场，我们便组织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我写了个《少生优育 子女成才》的话剧，指导学生排练，加上一些演唱，我们夺得公社大红旗，大队支书很高兴，要求以我们学生为主，从各生产队抽调青年文娱积极分子参加，成立起复兴大队文工队，由我为他们创作节目，并教他们排练，每周一、三、五晚上到学校来学表演，带他们不定期到全大队各生产队演出。我们与苗家兄弟姊妹亲如一家。苗家的猎狗也不咬我们了。
　苗族五保户陶幺奶的房子漏了，我们割茅草为她盖上，安排刘泽芬等两个女生住在她家，课余她们也与老人说说话，帮老人办办事，实现余缺互补。
　那里的苗族都是妇女背水吃，男人们不关心用水问题，村南有个好水源，但没有好水井，我便组织学生为村里砌了一眼大水井，并砌上“歇坎”，铺好背水的路面，赢得苗家妇女的频频赞扬！
　村子里有十多个无钱入学的苗家儿童，我们便将他们组织起来，每天下午我们带学生上山劳动时，留一个学生在我们的教室为孩子们上课。没有教材就用农村扫盲课本，社员们对此也十分满意。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将自己的办学过程和自己的体会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我的母校——毕师，旨在向辛勤培养我的师长们汇报，谁料此信却意外地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同学告诉我：学校将我的信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学校公告栏中，让全校师生学习讨论，藉以激发同学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巩固专业思想。
（待续）

游子梦

欣赏

午午

珍贵老照片

贵州老高

艰难的辞行
教师生涯连载之三
高致贤
前言：1958年从毕师提前毕业分到瓢井中心小学任教。1961年至1964年带全薪离职到毕师进修中师，1965年秋到苗家山寨白手起家办农中；1966年5月调县委宣传部工作。我的教师身分7年，实际教学生涯不满4年。但却给我留下很多难忘的印象。这里写三件事做个纪念。　　
　　　
1966年5月，我接到调大方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通知，便到各苗家去告辞，为防他们集体送我影响生产劳动，故未告诉他们我的起程时间，想趁生产队出工的时间悄悄离开。我们教室隔壁的李奶奶讲不了几句汉话，但她慈母关心游子一样随时关注我，每天要到李德文的窗前来看几次，如果看到我，她叫一声“哥哥”就转身了，如果一天看不到我，她就要问赵老师和学生们：高老师去哪？
临行前，李奶奶煮几个新洋芋为我饯行，我流着热泪告诉她我离校的时间，另外就告诉公社书记周英发。那天，周书记特地赶来为我送行，以为这就不会影响社员们出工了。
山寨的清晨静悄悄，我们快步走出村寨，才欢声笑语，互相鼓励着前行。谁料刚翻过村子东北面的小山口，即将走上公路之时，忽听小路旁边的白桦林中一声“款呆木噢”（苗语：老师走了之音泽），便奔出男女老少百余人，把我一下“截”住。李德文等几个苗家小伙子一下把我抬了起来，又是“哦嗬”又是笑。原来他们窥探到我次日起程的秘密，知道我又不让他们送行，才由大队支书李德全和生产队长李德中带人先到我必经之独路口上打下“埋伏”，一定要送我起程。
边谈边走，边走边谈，年轻的我顾不了许多，可对年长我者，我都一一道别。一小时过去了，还没走出二里路，我劝他们不要再送了，也是白搭。请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出面劝他们回去也不起作用，于是，我便来了个“绝招”：坐在路边不走了！他们又唯恐耽误我到县委报到的时间，反而催我快走。我说“你们这样簇拥着我，我能走得快吗？”佯装我不走了，也不回去，就“静坐”不动了！僵持一阵子后，通过“谈判”，双方协议：大家送我到一碗水垭口上，再由李德文等10位农民和朱达发等10个学生送我到12里以外的瓢井区委报到。
协议生效后，我才发现他们为何一定要送我到一碗水垭口？那里地势高，前途开阔，我走出一里多路，回头看见大家还在那里目送着我，我的热泪又不知是当天的第几次涌出来了。为不影响他们回去上工，我一硬心肠，头也不回地前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城贴出揪斗我的大幅标语，消息传到八堡苗乡，复兴大队便派出已任支书的李德中和生产队长吴世全，长途跋涉百余里，专程进城来看我。他们对我家人说：“谁敢欺负我们高老师，我们就要带着苗家打猎队伍进城来保护他。”我县曾有几百人扛着猎枪，抬着一位苗族区委副书记向造反派示威游行的先例，我怕他们把问题闹大，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他们提出接我回去教书，农中有瓦房给我住，工资不少一分，还划一份自留地给我。我讲了许多好话，才把他们劝回去。

50多年过去了，当年苗族父老兄弟姐妹们送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细心呵护我的安排，使我久久地，久久地难以忘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