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者说

贵州老高

爱书者说

高致贤

我虽不敢说自己嗜书如命，但读书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买书已成了我的嗜好。

以前，妻子支持我买书，起码是不反对我买书。而今退休了，我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可又没有公书可读，买书就更加迫切和必须了。然而，妻子对我买书又提出了异议：退都退休了，还买书干什么？以前买的那些书还不够你读吗？潜台词当然是老都老了还读书干啥？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以前买书是工作需要，不工作了还买什么书？显然，妻把我之读书与孩子们的入学混为一谈了。说白了，以前买书读就是为了我的工作进步，好为一个人，她有面子。她知道，断断续续入了七年半学的我，之所以能晋升记者，当作家，事业有成，受人器重，就靠自学来填补知识的空缺，弥补学业的先天不足。自学需要书，基层单位又没有图书室，书从哪里来？只有自己买。结婚前，我的工资除维持自己的温饱外，几乎全用于购书，好在那时结婚不兴制家具、买铺盖，两人的现成行李打拢就成。婚后添人进口，经济拮据，但买书开支年年皆有，不过是比例削减而已。究竟买了多少书？我也不清楚。文革前买的上百本，十年浩劫中丢失一光，只是领了不少“红宝书”。改革开放以来，自购的名著、工具书，有关编辑部赠的样书、刊物，文友赠的纪念书，作协发给其他会员出版的书，单位发的各种“教科书”等等，等等。除无处存放卖掉、送出一批又一批外，现存还有两橱三箱上千册。若要把它们再读一遍，确需不少时日，但我又不喜欢总是吃已经嚼过的馍、炒过的饭，老想吃新鲜。可而今的书价太高，家庭收入有限，刚退休时，我和妻子的退休金加起来才700多元，还要负担老小，主管家庭财政的妻是春江中鸭，更知钱少的困难了！

今天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是多子女家庭，为买我和孩子们的精神食粮，物质生活也就顾不上多少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住的还是50年代的“干打垒”，用的是50年代的单人双层床等旧家具，后来才制了两个简易书橱。一台小黑白电视机修了几次，直到声影俱无，1998年夏天才由女儿孝敬了一台彩电。不是不想用好的，实是无钱添置。若将改革开放划为新时期的话，我的住房、家具和不少衣物都可以视为“旧时期”的文物了，可书藉却是在不断添新的。而退休后，妻说要存点钱去旅游一次，孩子们也这样主张。结婚几十年，我尚未携妻外出旅游过，是该偿还一点欠债了！故尔，妻的异议我无颜反驳。

妻不同意买书的另一个原因是继承问题。这不是乱说不吉利的话，人一出生就步步走向死亡，既已退休，离马克思也就不远了！死是人生之必然，任何人也逃不掉的。人死后的财产就需有人继承。而今商品社会，物欲横流，一般人谁还愿继承那一堆“破书”？前面说过，我们属于多子女家庭，也算个书香门第，继承图书怎么会成了问题？看官有所不知，人各有志，爱好不同，我除一女夭折外，现有三女二子，三女中两学士一硕士，一子管理图书一子打工，看来书籍应成为他们继承的抢手货，殊不知学士、硕士攻的均为理科，文学只是业余爱好，自有攻研课题，无暇顾及文艺。我对他们也不苛求。管图书的不读书，打工的无暇读书。什么东西都是：喜爱的视为瑰宝，不爱的看成粪草。几千册图书，用不着者还认为太占地方，妻的意见不无一定道理，远虑近忧，同时向我袭来。然而，不买书对我又产生一个矛盾：工作时读书时间较少，且有公读的报刊图书，自己少买或不买都不会感到缺乏读物。退休后我身体尚好，耳聪目明，思维清晰，既不愿陷入灯红酒绿中浪费时光，又不会经商务工赚大钱，想种庄稼无耕地，每天仍然有规律地生活着，晨炼之后就专事读书与写作。家务活有老妻承担，我的时间倍加充裕，享受着“专业读者”和“专业作家”的待遇，这就需要补充更多的书籍。自己不买书，书从哪里来？县图书馆适用于我的书，我几乎全有了，甚而那里没有的我都有了，还借什么？我有专业读者的资格，惜无供我所读之书。我有专业作家的时间，奈乏专业作家的才能，尚需自我充电。两个“专业”均需要读书，无书读我就会全身搔痒。我退休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那是精神产品的主要园地之一，怎奈单位很穷，报刊订不起，电话费欠了一大把，我是过来人，怎忍心要求继任为我订报刊？所以，只能自订自买，藉以解决我的求知饥渴。我看书又非尽为消遣，还得从中汲取再生产的营养，写点东西来回报社会，手脑并用也可预防老年痴呆症。藏书不少，我已看过，想买新书，“财政部长”又不纳入开支计划，虽然温故而知新，但老看旧书又不能满足写作需求。追加买书计划？“部长”不耐烦了：写作写作，写鬼！写作已经不光荣了，你那一大箱子奖状能当饭吃！

但我无奈。我爱书，也爱写作。这是我一生的不幸，也是我一生的大幸！

2008.1.24，录于深圳